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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和谐版,阅后即焚】野夫:莽汉李亚伟

苍山夜语 2018-10-30 13:45:41

拍剑东来还旧仇

我是一个一生都渴望摆脱心中那个像猪一样活着的耻辱感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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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汉李亚伟

野夫




兄弟姐妹们转一下

断这崽儿的色路!!!




最近一次跟他喝酒,是在十天前的大理。那天其实我们刚刚从一个酒局撤退,回到我们山水间的居所楼下,我们两双鼠目滴溜溜对看了一下,各自都笑了。我们都懂这含义——两个老傻比,还不愿散去。还得继续对酌几杯,不然何以销此长夜。于是到寒舍坐定,我搬坛子倒酒,他找烟燃上。菜是没有的,聊天扯卵谈下酒。过去袍哥的黑话叫——打话平伙。如果是男女凑合一堆,叫“打肉平伙”。


我们已经这样喝了将近三十年,相看两不厌,看来还得喝到老。


想起我们的第一次酒聚,那还是1987年。那时我在武大,算是一个写诗的人。有天下午宿舍门被踢开,冒出来一高一矮一肥一瘦俩男人。进来便问谁是野夫,我看来者都像从金庸笔下出来,形貌略显古怪,还以为又是谁来寻仇。瘦高者自我介绍说:我是李亚伟,这是杨黎。


顿时大欢,赶紧去校园小酒馆布酒,并通知熊红等兄弟赶来陪酒。


那时的诗歌江湖,他俩都算是开山立派扬名立万的人物。亚伟的叫“莽汉派”,杨黎的叫“非非主义”。虽然此前未曾谋面,但却神交已久。所以一见如故,当下开始一场恶战。


酒阑之际,皆已深醉。不知为何,他俩忽然争论其莽汉和非非的高低问题。原本理论之争,我也懒得置喙。正在结账,忽然发现他们打了起来。从店里打到外面马路,亚伟身手敏捷且高大,一下子把杨黎按翻在路边水沟里。我看是真打,急忙跑去扯开,把俩人按在石座上,开始像一个指导员一样批评。我也是醉了,可能说得动情,两人马上又开始互相道歉,还十分肉麻地抱头痛哭起来。


最后,我把亚伟扔到了我的床上,杨黎交给了另外一个男生。次日中午醒来,我去看我的床,已经被他呕吐得一塌糊涂。我只好忍痛拆下被子床单,直接打包从窗户丢了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逢,杯酒订交,没想到竟成了半辈子的兄弟。那次他来武大,是来拜访武汉写诗的一些兄弟,顺便推广他们的地下诗刊《中国当代实验诗歌》。那次他似乎在武汉很呆了一段时间,我们学生食堂开饭时,他就去门口摆地摊卖。当年学生多爱诗,他们的诗刊确实有振聋发聩的力道,卖来的钱也就勉强够喝酒了。


当年如他,能有勇气在食堂摆地摊卖诗,确实让我有些佩服。后来他邀请我和赵林等哥们一起去范道鉴家吃火锅,更让我暗自叹服的是,他竟然把我们法律系的系花也弄去了。这女子是食堂的一道风景,多少人垂涎,没想到竟然成了一个地摊客的菜,让我们这群武大郎十分不堪。


三十年来,一直在研究李亚伟泡妹妹的艺术,

高深莫測啊!


那是我们第一次吃火锅,他也不知道哪里弄的牛油底料之类。更吓人的是,他还买到了活黄鳝泥鳅,大家都不愿动手杀生。看着满锅滚开的红浪,他说没事,直接倒进去煮熟就吃便是。哪知这些活物一进油锅,顿时烫的满锅腾飞,场面十分惊恐壮观。大家一起满地抓来,继续投入,盖住锅盖,最后才终于入口。


酒到八分醉,他开始朗诵他当年的成名作《中文系》,又朗读胡冬的《我要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他用酉阳土话,大家被诗中那种幽默和泼辣逗得哈哈大笑。尤其后一首诗,其中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色情想象,听得那位系花面潮耳热花枝乱颤。


喝酒打架和泡妞,虽曰乃当年诗人通病。但放在亚伟身上,则几乎成了他一生的符号。他的诗开了一代风气,他的诗意的活法,更是影响了一代人。我虽比他略长一些,但在学坏的路上,一路狂奔迄今,似乎还是未能赶上他的步伐。



大约是1988年初夏,他又找我来了。这回带的人马更多,记得有雷鸣雏,还有一个美女,还有俩小兄弟。那时我们也快毕业了,寝室里有两空床。大家挤不下,就把桌子拼在一起睡了两个。


这次他们是要去闯海南,那时海南传说要建政治特区,天下有理想的青年,都争着要去赶海。我说你们先去打前站,我随后就到了。结果他们一去,就再无消息。等我去海口公安局报到了,打听他们下落,只听说他和廖亦武在那又打了两架,然后回四川了。


某日我在一服装市场,意外邂逅了雷鸣雏。只有他留下来了,找不到工作,买了个手动压面机,租了破房子做挂面卖。他说他考察了全岛,都是卖油炸波纹面的,没有筒装挂面,这个应该能发财。他哪里知道海南潮湿,挂面根本晒不干,家里放几天便长霉,根本没有市场。我要了他两百斤面条帮他卖,结果害得我大群兄弟吃了半年的霉面。补记:这哥们后来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策划大师,有这失败的面条垫底,估计啥也能策划成功了。


现在中文系在梦中流过,缓缓地
像亚伟撒在干土上的小便,它的波涛
随毕业时的被盖卷一叠叠地远去啦



次年的夏天,都知道的那件风波后未久,我在海口街上忽然撞见了万夏。他是莽汉派的主力,亚伟的师弟和死党。我赶紧打听他们的消息,他说他是来避祸的,亚伟也在案。我们匆匆话别,各自逃生。没多久,已经在湖北的我,很快知道亚伟万夏老廖一干人等,全部进去了。


当然,我也最终在劫难逃。兄弟们一个个接踵而至,在那个年代,也就算是诗人的宿命。到了1993年底左右,我忽然在狱中拿到一本书,是顾城的情人英儿写的《魂断激流岛》。书上印的策划编辑,竟然是李亚伟。我终于知道他自由了,很快传来消息,说他和万夏,都已经成了北京的大书商。



1995年初夏,我甫一出狱,立即就赶去了北京,目的就是要找亚伟取经。那时听说他已然是大款,在北京长年包宾馆住,做书赚大钱了。对于急于谋生的我来说,自信这个兄弟肯定要帮我。师弟陈勇带着我去惠侨饭店,找到正在数钱的万夏,说亚伟刚好回四川了。万夏请我吃韩餐喝大酒,一瓶接一瓶的韩国真露,老子一看,果然是发财了。


万夏告诉我,他和亚伟、刘太亨等兄弟被无端关了两年,就判了首犯老廖。他们拿到一个“不以反革命罪论处”的白条,就莫名其妙地放出来了。然后他们只好帮书商编书稿,悟出门道,自己开始做书商。他像传说中的小姐,电报召唤老乡一样对我说:这行当人傻、钱多,瘾大,快来快来。


我没钱去北京创业,只好在武汉做书。带着第一本易中天先生的书,去广州参加书会,这才终于见到亚伟。他天天请我好吃的,让我把书放一本在他的房间,他帮我下货。我自己在师父王继的房间摆摊,他押着洪晓东到我房里说:这是野哥,刚出来,你必须马上下钱。东哥看了看我的书说:你这像盗版啊。说完很不屑地掏出两千元,往我面前一砸说:北京,来两件。


散会时,我基本没收到什么钱。亚伟掏出几张纸,上面写满了发货地址,老板,电话等。他说,你就回去按这些地址发货就是,我负责帮你收款。我知道我那书印砸了,根本卖不出去。他那时是进货商追捧的对象,面子大,尤其是各地批发商多是少妇,个个追着喊“伟哥,你的货我包了,要独家哟”。于是,我就按他的路条,总算把货发了大部分出去。


大半年后,我公司倒闭,开始北漂打工时,大群前诗人且都是书商的哥们,一起酒聚。他悄悄掏出一沓钱给我说:这是我帮你收的书款。其实,我知道,那些书,基本都退货了,他是拿他自己的钱,在暗中帮我。



1990年代的民营出版人,官方称为不法书商,民间又叫二渠道。具体业务就是自己组稿或编稿,然后找出版社买一个书号,自己印刷发行,付款收款赚取利润。这个行当门槛很低,非常适合走投无路的读书人创业,因此当时在北京云集了大批的诗人和“两劳人员”。每年出版界要在北京和一些省会城市召开图书订货会,于是书商们也都跟着要聚会几次。


当年的订货会都是现金交易,每个会一个书商往往都会收到上百万钞票。那些年的李亚伟久贫乍富,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豪奢日子,仿佛后来的煤老板一般腰大气粗。但他以及我们这一批诗人书商,基本都不擅理财。每天包租宾馆,却不知道买房。那时北京的房市也就三四千一平米,大家完全没有置业的概念。


奸商时代


他的钱之主要出路是喝酒,晚宴喝白酒,喝完立即到歌厅继续喝洋酒,歌厅熬到打烊了,再到路边摊喝夜啤酒。妈咪视之为钱庄,三陪待之若恩客,连歌厅保安都认识这伙人了。一天,另外一书商在其中惹祸,被保安群殴,疾呼亚伟救援。等亚伟赶去时,他们已撤退,打得还未尽兴的黑保安们,一下认出亚伟是那一伙的,不由分说立刻棍棒侍候。可怜亚伟顶着满头鲜血,仗着手脚还利索,杀出重围直接跑到医院缝针,总算捡回一条命来。


他这样帮朋友挨打的事情,也不是一回两回。还有一次,他们几个在一烧鸡公小店喝酒,其中一哥们和邻座同样多的一伙人干了起来。两厢捉对厮杀,亚伟按翻一个打趴,再去救援另一个被按翻的兄弟卢中强。大家得胜撤退,他忽然想起他的手提皮夹还拉在那酒馆,自个回头去拿。哪知对方受伤了正在报警,见他独自回来,立即开始群殴。他挨了很多板凳,最后仗着两手两支筷子杀出重围,皮夹还是被赶来的警察拿走了。


次日我去看他,他卧倒床头,满背青紫,内伤不轻。警察在他皮夹发现了身份证名片银行卡和现金七千元,电话叫他去所里投案。我一边帮他擦药,一边问他咋办。他说去了肯定拘留,只能找人说合。钱就给对方付医药费,其他东西取回即可。我说这个办法可以,但是再也别打了,我们也打不动了。



书商那些年,我们过的都是这种烂生活。每天喝酒打牌,然后泡歌厅。某夜,马松喝醉又和隔壁包房的一伙惹出事来。对方人多,要冲进我们包房打马松,我和胖哥在门口截住他们劝和。马松电话招人,准备大干一场。我立即电话亚伟,我说千万别来了,最后总算平息一场血战。


终于有一天,大伙喝醉又去中韩歌舞厅。两边列队的小姐齐呼欢迎老板,我掉队走在最后,只听两个小姐在嘲笑的耳语——这群只会唱《三套车》的老傻逼又来了。我顿时大赧,一想我们也确实过气了,过气到连小姐都瞧不起的地步。


可是这群人——李亚伟、郭力家、万夏、马松、赵野、陈胖子等等,放在80年代的诗坛,拎出谁都是一方人物啊。大家被时代洪流所裹挟,因性格选择而悲剧,沦为不法书商已是无奈。再长此以往,也许就像金斯堡的《嚎叫》所言——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


在林中升起柴火
等待酒友踏雪而来
四十如晦,兰梅交替
年年如斯


于是,有一天我说,我们还是开始写作吧。隔了几天,我和老家都拿出了作品,再过些时,亚伟秀出了他的《河西走廊》第一首。大家传阅,顿时拍案叫绝。他开始恢复他那天生的才气和极端个性的语言,我敏感地直觉到,他的回归诗坛,必将掀起民间写作的新一轮狂潮,乃至重新定义第三代诗史。


在那之后未久,我们相继放弃书业。我远走云南,他退回成都,都开始慢慢的写作。但也经常在各地各种酒桌上邂逅相逢,桃李春风,江湖夜雨,一晃也都四十几岁了,我们的人生似乎也该书归正传了。


那时他和默默赵野卢中强等一起,在香格里拉买了个客栈。我正好有段时间无路可走,只好去这里写作。就在我忙于稻粱谋时,忽然他兄弟给我致电说——亚伟查出了肺上肿瘤,需要立即动手术。



我闻之色变,担心从此幽明永隔,立刻飞去成都,希望伴他一程。兄弟相见,他还是要对酌,我说你还是把烟酒都戒了吧。他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说:要是恶性,现在再戒那也迟了,还不如让我多享受几日。如果是良性,我又何必持戒呢?大家想想也是此理,也就陪他胡吃海喝,等着接下来的手术。


那天一伙亲友把他推进手术室,大家都忧心忡忡等着判决。生死临头,豁达如我辈,也难免心有戚戚焉。未久结果出来,万幸的是良性肿瘤。从他肋骨插刀,肺上取出鸡蛋大一球,宣告从此无忧,亲友皆大安。术后未几,他又烟酒如故了。但是毕竟好长一刀,伤了元气,人也消瘦了许多。


他那时有个老旧吉普,放在香格里拉,需要开回成都。我说陪他去开,两人一路自丽江到宁蒗,被人指错了路,一下开进了著名的险路——大凉山的烂泥沟。那是最贫穷的彝族地区,路上很深的烂泥;相传很多人经此遭遇劫匪。我们歪歪斜斜地一路滑行,不时还得一个人下车目测路宽,指导方向。


山上又开始下雪,不时经过彝人破烂的村庄。亚伟开着开着,忽然停下,伏在方向盘上对我低语道:野哥,我不行了,开不动了。我深知他的内伤还在,我看着这个一生勇猛的莽汉,那一刻忽然虚弱得像一个孩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很难服输的人,仿佛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不得不服输的中年。


我接着驾驶在那瘴气弥漫的小路上,再也不让他换手。老兄弟很长时间都沉默着,不知道前路还会遭遇什么问题。也许神灵保佑,三天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成都。后来在路上,我对他说——我们该要消停了。你是这个时代顶级的诗人,你不写诗,完全糟蹋了你的语言天赋。我说,我们非常幸运地与这个时代众多非凡的人成为兄弟,我们之中必然有一批人终将走进历史。



我一直相信,一个杰出的人必有来历。古人说的富贵有根,英雄自有出处,讲的都是这样一些道理。


亚伟1963年出生于渝东酉阳县城关镇。酉水发源于我家乡鄂西之宣恩,流经湖南龙山进入酉阳、秀山,再入湖南保靖、永顺、古丈、沅陵等县,汇入沅江。看这些地名皆知,这就是文化地理上著名的武陵山区,也即土苗两族生存的腹心地带。史载秦灭巴国以后,巴之开国五姓流散到酉、辰、巫、武、沅流域,史称五溪蛮。


酉字,象形酒坛,在古代也是酒的异体字。相传酉水特别适合造酒,这一带的人民也就非常喜好这一口。蛮族后裔且善饮,醉罢淡生死,因此勇武善战,多出武夫,也多情浪漫。沈从文笔下酉水常现,著名《边城》之茶峒就在酉水畔。


奔跑吧,兄弟


李亚伟家世居于此,祖上多为军人或塾师。其族高祖李孝渊是黔军的师长,其祖父李继芳继承家风,1926年便考入云南讲武堂;后随其族祖在黔军政治部任少尉副连长。到1940年代,身为上校军官的李继芳因为负伤而解甲归田,回到故乡酉阳行医。他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略通西医的人,1950年酉阳易帜之后,由他负责组建县人民医院。


那个年代的旧式军人,难免染上大烟。新政首先开展禁烟肃毒,他被撤职查办;很快又在接踵而至的镇反运动中,作为曾经的国军余孽被判刑入狱几年。幸好他军阶上校,属于统战对象而被免死。



亚伟的父亲毕业于著名的酉阳龙潭中学,系民国不多的高中生。那时共产党初入各地,广泛招募识文断字的学生入伍,经过短期培训后,成为基层政权的干部。他也在1950年进入重庆的中共西南军区干训队,并认识了从万州而来入学的亚伟的母亲。


当时各地开展土改和镇反运动,亚伟之父奉命派回故乡剿匪。结果因为自己的父亲都在被捕判刑之列,他成为新政难以信任重用的人;不得不从公安处改行,转到地方工作。1956年,他和当年那位万州女同学一起,受命组建人民银行酉阳分行,两人恋爱结婚,才有了亚伟他们四姐弟的陆续诞生。


她们一真一假
从两个方向归到虹娃的身上
在这些个晴好的天气
一行行优美的文字把它迎上了枝头


他们家在土改时,被可笑地划为“军阀”成份。一个军阀子弟,且文化水平又远在一般土共之上的人,很难在接下来的各种运动中独善其身。到了1957年,他顺理成章地被打为右派,成为被监督的五类分子的一员,并被长年下派到各个公社去做驻队干部。同样,亚伟的母亲也被从银行下放到另外一个公社,成为了供销社的会计。


亚伟的奶奶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女人,守着自己的男人服刑归来,成了两个无业城镇居民,只好跟着当了革命干部的儿子生活。也就是说,在亚伟的童年少年时代,一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成长。他至今身上的很多雅好或恶习,多来自于祖辈的影响。


爷爷虽然是牢释人员,但毕竟当年富贵,虎死不倒威,依旧好饮酒。每天喜欢坐门前看云卷云舒,哼几句小调,背诵几首古诗。偶尔兴起,也会悄悄自题几句。在亚伟的记忆中,爷爷奶奶在那个时代,都还可以穿白衣服,爱吃醋——这是乡村讲究人才有的嗜好。而时常爱来串门的一个舅姥爷,更是小城著名的风流人。喜欢唱戏,长于打情骂俏而韵事不断。


即便在一个极端歧视和窘迫的年代,亚伟也从这些乡绅遗民前辈身上,沾濡了许多王孙子弟的雅痞习气。



我在那些与亚伟对酌忆旧的日子里,经常想起我们共同的出身经历,简直是惊人的相似。父母教育的缺位,隔代长辈的宠溺,野蛮年代的胡乱成长,都足以使我辈成为那一代叛逆孩子。


他很小就开始逃学,跟着邻居的一个不良青年去钓鱼。那男人刚结婚,成天跟七八岁的亚伟吹嘘,自己的老婆“搞着是多么舒服”。童年的亚伟开始初醒人事,被那大哥弄得成天蠢蠢欲动,忍不住央求说:哥,把嫂子借给我弄一下嘛。大哥笑骂他——你那完全是筷子搅酒盅,不行。


他11岁就被表哥教会了抽烟,之后学会了“磕手铳”。为了买烟抽,不得不悄悄克扣家里让他买米的钱。依旧不够时,只好去偷破铜烂铁卖,最后发展到把家里的锅故意砸碎,拿去换钱。


他在小学快毕业时,和一群小孩去偷西红柿,被抓到公社武装部。其他的孩子都没事,他被大人指认为五类分子后代,因此取消了他上初中的资格。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被抓,差一点从此成为野孩子或者少年犯,彻底改变他的今生。


他的妈妈不愿看见孩子早早失学,只好把他带到自己所在的乡下,去读“带帽初中”——也就是小学特设的初中班。母亲经常出差,幸好他姐姐也下乡在那当知青,于是长期逃学混知青点的饭菜,成了他的主要兴趣。


那个年代的知青中,有很多十分文艺的青年。他们有的已经开始读很多禁书,传抄黄色小说,哼唱原创或民国的歌曲。一些重庆知青从城里带来了时尚,以及对时政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一个叫蔡利华的男知青,那时已经开始读黑格尔,给亚伟他们谈贝多芬巴赫之类遥远陌生的事情。


除开这些高雅影响,当然也有女知青看他可爱,拿一挂鞭炮,就换走了他的童子身。他在那过早开始的偷欢里,惊险地体验着人世的醇酒妇人之乐,并乐此不疲地贪杯到今天。



在这种看似没有家教的日子里,他像一棵风吹来的大麻一般,自撸自嗨地茁壮成长。他的小雀雀和大脑一起竞相发育,从各种底层烂生活里吸收营养;喉结和诗性隐隐开始出现,他竟然跟着那些大孩子一起爱上了读书。从《少女之心》启蒙而自然过渡到《安娜.卡列尼娜》,对一个根器不错的孩子来说,并不需要漫长的时间。


1976年,这个国家在人心所向期待已久之后,终于出了一串大事。这些遥远京城的大事,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我们这一代孩子的生活。他的父母落实政策,13岁的他也沾着政变者的光,跟着父母回城读上了高中。在县城一中,野蛮成长的他学会了拉帮结派打架斗殴,被校方定性为酉阳中学的“四人帮”。1983年严打时,他的另外几个街头发小被判了无期等重刑。


一个坏孩子开始慢慢步入他略需稳重的青春,知青点打下的百科知识底子,使他远比一般的城里孩子要成熟。1978年,他和他姐姐一起参加高考。姐姐考上了省城,他却名落孙山。他开始向往城市,决心复读;次年再战,哪怕数学只考了三分,他还是被录入了南充师院中文系。


为性生活比我幸福的人让路


看着几乎不可救药的孩子,竟然成为了那个年头屈指可数的大学生,惊喜的父母为他配上了“宝石花”的名牌手表。从酉阳背着被子脸盆箱子出发,他像今天的民工一样,五个小时的车程才到龚滩古镇。然后在龚滩上船,沿乌江滚滚而下,日夜之后才到重庆。再在重庆转汽车,蜀道艰难,一天之后才能抵达南充。


这是他平生首次看见城市,看见各种奇装异服迥异于家乡的红男绿女。在学校迎接新生的队伍里,那些师姐清纯大方的笑容,唤醒了他久蓄的雄性意识。他来了,他入了学,他还将入这个既讨厌又离不开的世界。



他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同时从酉阳考来的下乡知识青年敖歌。


敖歌是个不俗的人物,在1979年穿着一身父亲的旧西服,背着一把吉他来报名上学,简直可谓当年校园的一道奇观。敖歌的父亲是民国年间的浙江大学毕业生,是秀山赫赫有名的落魄知识分子。他会小提琴和吉他,因此敖歌很早就受到了良好的音乐教育和训练。亚伟跟着敖歌学吉他,获得了最初的音律熏陶。


我跟着亚伟认识敖歌多年,他的传奇人生令人唏嘘,容当以后专文再述。


之后他结交了同学胡玉,每天一起喝酒厮混。然后同年级数学系的马松——这个他命途中的重要坏哥们,开始主动前来拜访他们。还有李亚林、石方等不良同学,隔三差五串联。坏人一旦扎堆,必定天下不安。紧接着80级又招来了诗歌青年万夏,整个南充师院进入了一个未来注定牛逼的诗歌动乱时代。


这大地是山中的老虎和秋天的云
我的死是羽毛的努力,要在风中落下来
我是不好的男人,内心很轻



他依旧喜欢逃课,但是爱上了图书馆。每天狂读西方现代文学,发现诗歌是古今中外的泡妞神器,于是开始学着写诗。他和胡玉牵头成立了“刹那诗社”,发现学弟万夏也同年成立了“彩虹诗社”。两个诗社仿佛两大黑帮,决定喝酒谈判,合并组成“金盾诗社”——这个看似公安系统的傻比名字,在出过第一次诗歌墙报之后,便被校团委及时制止和废除了。


但是诗歌已经像毒品一样,侵入了他们的骨髓。他开始每天旷课,泡茶馆写诗。晚上酒聚,白天睡觉,两个辅导老师,竟然一个也不认识他。每次点名,知道班上有这个学生,一年下来,却缘悭一面。于是决定抓他的逃课行为,并在全校贴出警告布告,还在校广播站义正词严地通报。



1980年代初的中国大学,远比今日开放和包容。我高亚伟一级,完全熟悉当年那种无法无天的诗意生活。一边读书,一边混社会,确如亚伟诗歌所言——我们是一群腰间别着诗篇的豪猪。


万夏和胡玉在社会上打架,被警察拘留数日。他们这伙烂兄弟恬不知耻地前往探监,声称出来后再去打回来。敖歌那时已经是南充市有名的音乐人,跟社会上一批玩音乐的嬉皮已然打成一片。大家那时都穷,父母寄来的生活费,远远不够他们随时聚会的酒钱。


他们不得不去鬼市偷港衫换酒,去赌博,最后发展到摆地摊,出售自己的旧衣服聚餐。实在无物可卖时,亚伟卖出了父母给他的宝石花,换了一块“山城”牌手表。中间的30元差价,也够他们喝一壶了。好景不长,最后他只好再卖出山城表,换了一块十元的电子表。


那时他们结交了一批刚刚退伍的越战老兵,这些嗜血青年带着他们操社会。一起去兵工厂喝酒,弄来各种摘掉徽章的军服警服穿,扮酷装时尚,呼啸来去,横行街头。


师范院校那时由国家统一发放饭菜票,18元钱实在不够他们糟蹋。这帮坏小子竟然发展到去结交印刷厂的师傅,偷偷印制假饭菜票,去食堂退钱拿来喝酒。一来二往,印厂的师傅也成了兄弟伙,竟然帮他们偷学校的考卷,让他们每学期高分通过学业。他们就这样在大学野生野长,在刀光剑影觥筹交错之中,无耻地挥洒着自己的粗糙青春。



如果仅仅是写诗喝酒,那还不算一个李亚伟的完整生活。


大三时,他看上了一个低年级的师妹。力比多的超常积淀,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无数野蛮情诗。他说“我是爱情的贫农,常常成为自己的情敌”,他甚至在情诗中表达“听到了月经初次来潮的声音”,他“要骑着最美的女人去死”。这种蛮横无礼的修辞和追求,让他在苦追半年后,终于获得了在校办楼下约会的权利。


他在每个周六的约会,成了他们寝室的重要节日。整个同室的单身汉们,都在半夜静候他的归来,然后详细地拷问——今天摸到哪里了?校办不灭的灯火,支撑了那个单纯女孩的勇敢。无数次他被同学蔑视之后,开始谋划如何砸碎那些妨碍他的夜灯和玻璃。


我曾经用光头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


李亚林认识隔壁医专的男生,传说那边的女生很多很美。亚伟像病急乱投医的花癫,跟着李亚林去寻医访药。在经过一个女生宿舍时,他听到了恍若天籁的手风琴声。他中邪一般推门进去,如被雷击似的看见了那个意外美丽的女孩。然后,他开始真正地恋爱了。


女孩是音乐世家出来的,而且是医专的校花。也许是他从敖歌那里学来的音乐常识,令他的搭讪显得专业而知音。他们在众目睽睽的嫉妒下相恋,在麦田里约会打滚。为了更多靠近,他甚至还跟着她练了两年手风琴。他那惯于自撸的手指早已粗糙,黑白键盘已经无法承受他的抚压。不过至今谈起《马刀舞曲》之类,他依旧背诵得起那些复杂旋律。


数学系的马松,是一个诗歌天才,同时也是一个惹祸专业户。他爱上了南充市当年著名的女流氓“煤油灯”,惹来了一场大型群殴。他们这伙大学生第一次被打败,又约反扑。正在约会的亚伟赶去时,双方皆被警察包围。各自拘留数人,亚伟必在其中。


看守所竟然就在中文系楼下墙外,次日,那个手风琴恋人闻讯赶来,就在楼上对着囚室,拉了整天的风琴。亚伟听见了熟悉的琴声,也被感动的警察,把他带到了院子,让他可以挥手喊话那个痴情的女子。


那时他已经面临毕业考试,警察竟然押着被初次剃成光头的他,回校参加考试之后,再押回囚室坐满他的七天。出来之后,他被记大过,马松开除,还有一些兄弟分别被处分。


那一年,新疆军区前来招兵,大学生入伍即享受连级。他的一切条件皆好,只是因为处分而不许参军。最终,他被分配回老家酉阳,再被下派到乡下中学,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一个被警察剃光头发的大学生,发配回乡教书,这成了当年酉阳的重大社会新闻。他的所有家当几乎都被他卖光换酒了,扛着剩下的一箱图书,在乌江边像战败的项羽和石达开一般沮丧。那个年代,没有自由择业一说。不服从分配,就意味着自绝于党和人民。


他只好豪迈地来到酉阳乡下的丁市中学报到,第一次领工资时,他才惊喜地发现,他是全校稀有的本科生。他的工资竟然多到排名第四,他再也不用售衣沽酒了。20岁的他被安排直接教高三,有很多18、9岁的女生,看着这个打扮不俗的男老师,“隔着操场远远地爱他”。


也许因为明珠暗投的失意感,他依旧天天喝酒。每月工资只够花七天,然后就在小酒馆赊账。赊到小老板都要跑路了,只好独自喝寡酒。男生都喜欢这个不拘一格流里流气的老师,开始轮番从家里给他带下酒菜。他的卧室从来不锁,凡是见到桌上新添了卤肉,立刻会在班上不点名的表扬,以资鼓励这样的尊师行为。


空气和山脉

酒和水

有一只鹰从天上下来联系



领导之外,同事都喜欢这个毫无师表可言的年轻人。他带着大家打牙祭,说脏话,跟半老的女教师调情。丁市很小,当他奇装异服地出现在小镇黄昏,半街的寡妇都要引领翘望。眼看着校风就要被他带向邪路,书记语重心长地跟他谈心,意味深长地张罗为他介绍对象。


青春的寂寞慌张,谁都难免渴望红袖添酒。那对象是小镇储蓄所的员工,已然是全镇的形象窗口。一来二往散步吃饭,便含蓄暗示亚伟谈婚论嫁。书记的意思也是早结婚,早结扎,省得祸害人间。他那时已有云帆之志,自信不属于那块小土地。一听要进入下聘过礼的节奏,立马夹起尾巴跑得飞快。



初入社会的我辈,那时都对曾经的大学生活怀有依恋。更不要说还有风琴恋人,还有万夏等等坏种,仍在南充那个城市。他在1984年初回到南充师院,他的故事还在母校流传,学弟学妹像迎接金三胖一样热烈。万夏为他背诵了胡冬那振聋发聩的全新风格诗歌,两人开始商议成立“莽汉主义”诗派;中国第三代诗歌因此而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莽汉主义似乎没有宣言,只是在他们的一些酒桌讨论中,确立了基本的方向——那就是对第一代革命抒情诗和第二代朦胧诗的反动。莽汉主义诗派集结了李亚伟、胡冬、万夏、马松、梁乐、李亚林、二毛和胡玉这些坏小子,因为共同的坏水,很快形成一种鲜明的风格。他们大胆引入口语和污言秽语,以戏谑、反讽和自嘲的态度,调侃当时的世态和各种虚假的人生。


那时他们还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垮掉派”,但在精神趣味和态度上,已经天然地与金斯堡之流一脉相承。他们的诗歌充满酒色和暴力,玩世不恭地调戏着主流社会,非常冷幽默地颠覆着“上流正派人”的三观。应该说,他们是诗歌界的王朔,他们比王朔还早地打碎了文坛的假正经和伪崇高,对诗坛普遍流行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反攻倒算。


在我这个同代人看来,当时全国涌出的上万个诗歌流派和社团中,真正形成独有风格,且能在历史中站住的诗派,莽汉主义几乎是独领风骚的。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开创了这样一种诗风,更多的是开创了一种真正诗意的活法,一种处世态度和立场。我几乎熟悉其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基本用他们旁门左道的半生,实践和印证了他们当年的“莽汉”主张。


尽管两年后,他们便自己解散了这个诗派。但是一些诗人和作品,则永远地伫立在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历史之中了。



1984年,21岁的李亚伟,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期。他像一个发情的公兽一般,日夜挥洒着他的才情。


《硬汉》这首诗,几乎可以看出莽汉主义的基本风格和方向。他写道——我们这群不安的瓶装烧酒,这群狂奔的高脚杯,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


事实上,他从这一年开始,再也难以安分于他的乡村教师生涯,并不断用诗歌发起对高等教育和体制思维的嘲弄和对抗。《中文系》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被广泛传抄和朗诵的作品。我无须在此摘录其中的金句,这首诗几乎颠覆了整个大学中文系的传统教育方式,其反叛精神和讽世态度,足以影响广义的89前后两代大学生。


围绕这一基本主题,他写出的系列诗歌,可谓满目珠玑。《毕业分配》《读大学》《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司马迁轶事》《老张和遮天蔽日的爱情》等等,皆是特具这种揶揄风格且批判性极强的诗作。


谁敢惹咱两


那一年他苦哈哈地在中学讲台上,一边教孩子们弹吉他、饮酒,一边自顾自地胡乱恋爱着。医专女生、母校学妹、银行柜员以及乡村寡妇,都可能成为他笔下广义的女朋友,而唤起他强烈的诗性。他在古代和外国的一些诗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一些悲剧性缩影——他们这些骑着马,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偶尔也把笔提到皇帝面前去玩,提成千韵脚的意见,有时采纳了天下太平,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


我和他在那一阶段,都在基层教育的职业中苦闷着,那是一个很容易颓顿的年代,牢骚满腹乃至自暴自弃地生活。他在《给女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若干年后你要找到全世界最破的,一家酒馆才能找到我,有史以来最黑的一个夜晚你要用脚踢,才能发现。不要用手摸,因为我不能伸出手来,我的手在知识界已经弄断了,我会向你递出细微的呻吟……



实际上他差不多只教了三年书,但影响了一大批学生。若干年后,这些成长为父母的弟子们,还喜欢回忆李老师的各种趣闻,甚至模仿他那种玩世不恭的活法。他从1986年开始便不想上班了,回到酉阳县城以众筹的方式开了该县第一个火锅店。尽管这个餐馆半年后,便被自家兄弟伙吃垮。但是这一谋生方式,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中学书记无法容忍他的不务正业,各种干预,扬言要修理他。他直接赶去书记门前,狠撒了一泡长尿之后,书记的火焰顿时熄灭。之后,他获得了他游手好闲的自由,不断冲州过府,去成都和万夏杨黎等人厮混,并流窜各地以诗会友。他像武林高手出山访道一般,横行各地踢馆拜码头,结交各色英雄美女,将完全决裂于朦胧诗的一种狂放诗歌的种子,撒遍三江五湖。


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面对一场浩大的邂逅,我们不在乎吻着的是谁。草原上风和日丽,风把草原吹过去,地主从盆地跑过来。时间跑过去,人跑过来,一声碰撞就爆发了土地革命。拖拉机朝前开,一路上发动人民……

他就这样一路醇酒妇人地醉着,再也不想回归山中。他宁可在重庆帮周忠陵看租书店,和刘太亨混大学舞厅,与廖亦武何小竹扯卵谈,也不愿回到讲台上去做一个道貌岸然的先生。其诗云——一些事情正在远处发生,我栽种,收获,用植物和动物杂交。我读了许多先贤的书,农闲习剑,将诗与命混为一谈,以墨汁和云酿酒,幽居在事物里……


她的去和来何曾与我我有关!

天空的阶梯降到海的另一面

我就去那儿洗心革面,对着天空重新叫酒!



1987年他来到武汉,如前述我们杯酒订交。他在武昌范道鉴的蜗居里一呆数月,开始猛追我们武大法律系的系花。他的情诗也是一绝,迥异于全世界的温情脉脉,像一个强奸犯一般的粗鲁——夏天你身材零乱,美得武断,在远方不断地花开花谢…此时月亮露出失身的欲念,美得像你熄了灯的瞬间,任我放进口中或送至刀下。森林充满失去树木的机会,到了冬天,你已含而不露。


系花是那种非常理性和务实的美女,在看穿了他的穷愁潦倒之后,含蓄地拒绝道:我只怕你是买得起马,却配不起鞍。他已经习惯了类似的嘲讽,只能在诗中自嘲——我们怀抱美人和疾病,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而我们是已经厌倦流血和劳累的一伙,结庐隐居,在大白天指鹿为马,暗中又将鹿藏起来,把马放在南山。用植物的茎和叶入药,并轻轻呻吟。夜晚,我们家伙一硬心肠就软……



在1989年那个著名的初夏之前,他一直过着这种流窜作诗的生活。混火车票,闯海南,到各地诗友之家换穿干净衣服,几乎成了一种常态。有一次廖亦武赢了一笔诉讼费,请他大吃大喝;他至今记得他连吃了五盘回锅肉的快感。这一阶段,他的诗主要由酒和色这两大主题构成,当然还有打架——我不揍这小子,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我本不嗜血,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


那年六月,他原本在他表弟——莽汉派诗人梁乐在十堰的家里,避开了那场风暴。廖亦武来信要他回重庆,说著名外籍诗人戴迈和到了,万夏他们一起要开拍一个诗歌短片。于是他就去了,一起筹划要拍的却是老廖记录那场悲剧的一首长诗。那时已经是全国开始大搜捕的时刻,他们接近顶风作案的行动,很快被有关部门侦知。他和万夏老廖等六人,在劫难逃,分别住进了重庆的局子里。


在经历了最初的“走过场”,戴反铐,无数提审之后,他这种混江龙一般的角色,很快成了号子里的老大。老大也没有太多特供好处,憋得久了,还得自慰发泄青春的愤怒与压抑。被看守发现后,臭骂他“到这里来了,还想搞享受”。于是,拖出去一阵电击,差点治好了他这打小落下的恶习。


经过五次起诉,法院还是无法给他们认定一种罪名。白白关了两年之后,通知他老家的公安前来接他回去。漫漫还乡路,这个一直坚持着诗和远方的汉子,终于还是被押解回家了。路上第一餐,两警官关切地问他“要喝一口吗”,他久渴的饥肠在一口一两下肚之后,竟然马上就被麻翻了。


既然无罪,那还得把他安排到酉阳教师进修学校。大家私下拿他当英雄,谁也不敢安排他工作。他就这样晃荡着,很快写出了他的牛逼组诗《红色岁月》。这是一组至今尚未得到诗界真正重视的诗,当然他也从来不把诗界当一回事。他在其中一首中写道——我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骑马站在赴试的文途上,一边眺望革命,一边又看见一颗心被皮肤包围后成为人民中的美色……


那时,无罪被关押没有国家赔偿,但是工资还得给他补上。两年青春,换来了两千多元的积蓄,相当于政府帮他强行存款且没有利息地还给了他。但这已经是他平生见过的最大的一笔款了,他怀揣着这笔巨款,决心再次走向远方。



1992年,二渠道民营书商开始在这个国家暗中发展起来。和他同时出狱的同案万夏和刘太亨,已经开始当枪手,帮那些书商撰稿,过上了天天酒肉的生活。他们帮他介绍客户,根据甲方要求,他这个伟大诗人很快编写出《十大军事强国》《兵器谱》等等下三滥巨著。但是,他拿到了最初的几万元,这让他对生活重新恢复了一点自力更生的自信。


北方传来消息,二渠道书商的据点在北京的惠侨饭店。在那里,书稿好卖,价格不菲。他依旧一身破衣烂衫,像一个访民一样闯入了首都。那些书商每个人长期包一个房间,收购书稿,在床上摆摊批发图书,巨大的现金流在滚动。他挨户去发名片,兜售他的选题。胖哥陈琛正在点钱,他离开后,胖哥才看清楚他的名片上的大名。


胖哥也是当年主编《现代诗》月刊的行内人,急忙追到走廊上逮住他问:你是四川写诗的那个李亚伟吗?答曰是。如雷贯耳的名字,竟然成了如此落魄的卖稿人,胖哥立刻把他拖了回去。好酒好肉之后,胖哥问他想挣多少钱,他说挣五万,就回家写诗。胖哥大笑,劝他留下做书商,百倍于撰稿。他说没钱做书,胖哥叫来东哥一起给他投资,他很快自编自印,做出了《李鸿章家书》《左宗棠家书》。卖完几弟兄分账,转眼拿到了十万。胖哥问还回去写诗吗?他说钱这么好赚,日马不走了。


喝麻了


那时的二渠道,还真有江湖古风。诗人们凭借神交,就这样古道热肠地互相拉扯着上道。到我出来时,他们依旧这样提携了我。后来,亚伟、胖哥和郭力家三人合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过起了同居生活。我也经常去借宿客厅里,四兄弟天天大酒,各种乐趣。有一年,胖哥拉着亚伟合作投资一套书,几十万被人骗了,胖哥日夜焦虑,深觉不安。亚伟郑重地请胖哥喝酒说:这几十万也是赚来的,没了就没了,我不能看你这样,咱们兄弟还得快乐生活才是。


亚伟的大度和大方,江湖有名。大起大落过的人生,荣辱沉浮贫富都已看淡,任何时候的出手开言,都透着清贵之气。当然胖哥也是那种负责的人,他找来了东北多年的老兄弟马辉,这个满身刀伤的诗人,竟然帮他们讨回了损失。其中的故事,留待以后写马辉这个长白山老怪时再叙。



赚钱买房,结婚生子,开公司发工资,喝酒泡歌厅,我们这群曾经的诗人,在90年代的北京,开始过上了优裕而庸俗的生活。有时大醉醒来,看着满地狼藉,我们空洞的眼神互相质询——这就是我们曾经想要的日子吗?


2006年,名满天下的他,终于出版了平生的第一部诗集《豪猪的诗篇》。这是中国诗人少有的能够纯粹走市场销售几万册的书,精选了他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他在封底说——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在这一年,我们先后撤离了京城,离开了书业以及日渐朽烂的都市生涯。他在版纳,我在大理,我们如愿而偿地过上了在云南当一个小诗人的生活。他的诗集不断推出,不断获得各种大奖小奖。有的奖品是一匹马,他也骑不走;有的是一块内蒙的荒草地,他也拿不回。


今夜。酒杯和木桌。眼一点不眨。

今夜。神仙和云。山一点不高。

水也不深。

人似曾相识。

今夜。一次机会,两种感觉:

贝壳和毡房,

鱼和花。

今夜。一次机会,两种可能:

我和你,

岛和草原。



他写诗如篆刻,很慢很慢,半天下来,烟茶换了无数,划掉几十行,留下了两三行。他的诗如何好,留待理论家评说。我只想说,他是当代少有的几个创下了个人语言风格的诗人。他魔幻的想象力,奇异的修辞,神奇的语感,都是我辈望尘莫及的。更重要的是,我称赏的诗人,是那种真正诗意生活的人。他无论是对母语空间的拓展,还是对自由空间的抗争,都是对诗人这个词的一种示范。


我没有能力和耐心去一一分析他作品的独特之美,我更愿意记录他的前世今生,为这个庸俗的时代,留下一个真正诗人的活法样本。我们经常戏称他为李二白,他则自嘲为李有才。但我深知,遥远的未来,人民肯定记不住这个诡异的时代,曾经有过多少位主席。但是,一定会有他和一些诗人的名字,永垂不朽。


                                     2017年正月初二


仨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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