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水产种苗养殖研究社

我的高考,惨烈在独木桥上的汹涌青春

又见江阴 2021-04-02 10:50:45


注目江阴,倡导传统
与你共同追逐纯文学梦想的平台    


子衿  本姓陶,江苏江阴人。农家子弟,书生本色,敏而好古,不慕荣利。爱读书,喜远足。闲暇常著文遣怀,颇称己意。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今天,推出

“陶大师笔下的《我的高考》”

向即将到来的2018高考——致敬...


       


我的高考

   

我7岁回老家时,全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农村同样如此。那个年代唯成份论,连上学都讲究出身。我学前识得不少字,母亲便想让我早一年上学。老家东首一里许有个村小,叫花南小学,办在旧时城隍庙内,属青阳公社花南大队管理,校长姓胡, 顾山人。印象中,胡校长身材矮胖,趿了双用稻草编制的蒲鞋,配条褪了色的旧裤子,裤子上缀着两块大大的补丁,一走路,便觉得是两块补丁在赛跑。听说我七岁就想上学,胡校长微微翻了翻眼皮,说,他家成份高,不是贫农。他老子又在外面做厂的(农村统一称呼在外面工作叫做厂),不能提前上学——我现在完全理解胡校长——母亲只得领着我,怏怏地走回家去。同去的金洪、生兴、贤清、仲贤等都报上了名,很开心的样子。离学校最近的庙头村上的几个已上一年级的孩子,此刻正在大树下玩,见了我们,大声叫道:mao,mao,毛主席的毛、毛主席的毛。我听了非常高兴,对小伙伴说,我也认识的,毛主席的毛!小伙伴似乎不相信,我小脸一扬,说,这有什么?我认识好多字呢,我爸爸教我的!



于是小伙伴们相跟着,一起到了我家,‘’一搭毛‘’也来了。他的左侧脖子上稀稀地长着几根黑毛,我们从小就叫他‘一搭毛’,他是我的同族兄弟,当然也是姓陶,住在村东。母亲给了他们每人几粒糖。我照例拿出小人书。虽然不识字,小伙伴们却也翻得津津有味。不一会,‘一搭毛’母亲在喊他了,‘一搭毛’说,他要回家割兔子草了。我便跟着去看他的小兔子。我们蹑手蹑脚走到后屋。小兔子养在缸里(里面垫着干土圪垯和稻草),毛茸茸的,眼睛似闭似开,像在打瞌睡,嘴巴一磨一合,却并不发出声音。我们以手扣缸,小兔子乖巧地站了起来,耳朵支楞着,煞是可爱。回家后我央母亲也要养兔子。母亲说,好的,不过你以后放了学要出去割草喂它的,这样兔子才能长大,才能卖钱,我似懂非懂,点点头。



如今的年轻人大抵已不太了解过去农村的景象,自然也无法想像那时农民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实话说,那时的农村,乡亲们携男挈女、沐露沾霜,像老牛一样勤垦劳作,却过着粗粝苦陋的日子。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日子过得凄惶,农家子弟自然便懂得甘苦。但孩子人小,干不了力气活,于是只能相帮着大人养养猪;还有,就是到集市上买回几只羊啊、兔子啊、鸡鸭鹅啊,割草钓田鸡,将它们喂养数月后,再卖掉,换回几个现钱,交付学费,买点铅笔、橡皮、本子等,甚至,再贴补些其他生活家用——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减轻家庭重负,为父母分担着生活的忧愁。



我的小兔子终于买回来了——当然不是今日小朋友的宠物兔——每天放学后,我便和‘一搭毛’、贤清、生兴等一起,肩背篮子、手拿镰刀,到阡陌间为兔子寻找鲜草。‘一搭毛’一边割,一边告诉我什么草兔子爱吃、什么草兔子吃了会得病、什么草兔子吃了会死掉的。那时号召‘农业学大寨’,公家要求大积农家肥;加上家家户户羊满圈、兔满缸,故此田间地头边,阡陌沟渠上,放眼望去,常常是三面溜光,真正是稀稀原上草。小伙伴时常要走上三五里路,跑到月城、峭岐等地界,才能割满一篮青草;奇怪的是,同样时间,我却多半只能割到半篮,甚至更少。母亲说,你割草不能怕脏,要找哪些低洼的地方,沟渠边啊、河滩上啊、树荫下啊,那里的草才旺。你老往高爽之地去找,那里的草,早让人割掉了。还有,你要像别人一样学会放草把。发现长满青草的小路只管往前割,等割完了,一家伙再将草把收到篮里去,这样可以节省时间,还能防止草被别人割去。想想倒是,金洪割草就很厉害。他不怕脏,连茅坑边沿的草他也都去割。之后我尽量照母亲吩咐的去做,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我自小有个绰号,叫‘蠹头’,乡亲们以之形容我与小伙伴不一样的区别。譬如割草。我人虽然是在割草,心却总在别的地方转悠。小伙伴割草眼睛是往地面看的,我却反而向蓝天上逡巡。我会盯着天上的白云发呆,想,这云头上,应该藏着孙悟空吧?又想,那片云是唐朝的,那片,肯定是宋朝的。一次割草到月城胥林村,想起父亲讲给我听的伍子胥的故事,便想,伍子胥真的到过这村么?还有个问题,不管割不割草,更时常在我脑海里盘旋的,就是,我们这陶家村是从哪里来的呢?为啥叫陶家村、不叫徐家村啊?村上明明也有姓徐的嘛!按说眼睛望天也不全‘蠹’。一次向空中张望,一棵野桑不由分说跃入眼帘,桑树青枝绿叶,婆娑可人;想兔子肯定爱吃,当下便欲爬上树去,将树叶捋下,但自己从未曾爬过这么高的树啊!犹豫再三,还是抵不住鲜叶诱惑,爬将起来;到底技不如人,爬到一半摔了下来,终于没能采得桑叶。还是割草。我们那时的家庭作业不用每天都做,但草却必须每天都割的;尤其到了暑假,割草更是成为小伙伴们的头等大事。放了假,小伙伴们不但需为家里的羊兔割取当天的新鲜草料,还得将镰刀磨得锃亮(一般两把),挑上苗篮,光脚走上五六里路甚至更远,为家畜们准备过冬的饲料——基本上太阳起床,我们也起床。先钓一早上田鸡,吃罢早饭,便挑担出发——半天下来,一般能割到满满两大苗篮,总有100斤左右。咬紧牙关挑篮上肩,颤微微移步上路;远远望去,并不见小伙伴的身影,只见到两堆鲜草的土丘在移动。回到家后,小伙伴不敢马上歇息,他们会把鲜草在场上铺成薄薄的一层,此即晒草干,即把鲜草晒成干草,然后成捆码好,留作羊兔们冬季的食粮(冬天没有鲜草可割)。摊晒好鲜草后,这会儿,小伙伴才进屋,在自家厨房的大缸里舀起半铜勺水,一仰脖,咕嘟咕嘟全喝下。转身复视场上,平铺的鲜草早就软软地萎成了一片,俨然被父母训责的孩子。



我自然是割不到这许多鲜草的。一次中午烈日当空,母亲看我割草还没回来,放心不下,便问了‘一搭毛’割草地方,寻了过来,却见我兀自倚着河边的大树,正专心地看着大书。太阳如火球一般,刺得母亲睁不开眼。知了不知疲惫,田野里一片聒噪。我对母亲说,这是爸上次买回来的《三国演义》,很好看。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啥我割草割不过‘一搭毛’他们?母亲说,你割草割不过别人,不等于其他方面不如别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你喜欢读书,就要在学习上用功。你爸买了这么些书给你,连环画啊、大书啊,又经常给你讲故事,就是要培养你好好读书呢!



母亲说得大抵是有道理的。我从小在青岛生活,父亲在那个有着一片大海的城市造着火车。六七十年代户籍管理严酷,城乡间壁垒森严。父亲虽是青岛户口,但我母亲1961年遭遇下放,从江苏邮电研究所回到老家,失去了城市户口。那时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我和妹妹、弟弟的户口便只得入籍老家农村。因此之故,1970年上,我回到老家上了学。几年过去后,我基本上溶入了当地的生活,但也不经意地觉得自己总与小伙伴有些不同。江南多雨,尤其黄梅天,一下便是一个月。每遇阴雨天,我的心头竟会莫名而生欢喜。我会一头钻进房间,拿起纸笔,照着连环画封面——有时是《英雄小八路》、有时是《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临摹起来。而此时的小伙伴们,一个个正簑笠在身,在外捉鱼摸虾抓黄鳝,忙得不可开交呢!住在我隔壁的生兴,这方面特别能干。他经常随便将田间的沟渠两头一堵,三舀两舀将水弄干,不一会便能捉到许久鲫鱼,用爬藤草一穿,拿回家去。更有一次,他在薛家滨洗冷浴,竟能独自一人掀开河浜里浮着的木头河泥船,舀干船中积水,摸出3斤多河虾,卖了2元钱,交掉了当年的学费。



类似壮举,村里小伙伴中还有不少。我自然也很羡慕,想,自己怎么就不行的呢?咋就不能为家里作点贡献呢?我们小时候的农村及农民,生活异常艰辛,完全可用不堪两字来形容,尤其是到了‘’双抢‘’大忙季节。乡亲们头顶烈日抢收抢种,经常隔夜割稻到七八点钟,第二天凌晨五点多又被队长的哨子声叫醒,睡眼惺忪地下田拔秧、莳秧。夏季日头毒,稻田里的水热得发烫,常有泥鳅不堪高温,活活被田里的水烫死,僵僵地横尸水面。我小辰光,农民种田的报酬是用工分制来体现的,年终时折成现钞兑付,这种兑付方式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余分。如果你是个壮劳力且干活不偷懒的话,便能拿到全额工分,即拾折工分;但你如若农活不很熟练、干活不卖力抑或虽卖力但力气不够大,那队里就会给你的工分打上相应的折扣,或八折或七折或六折,甚至更低。陶家村时属花南大队第十生产队,工价不算低,一工五毛钱:也就是说,乡亲们出工一天,拾折劳力的话就能挣到五毛钱——彼时大米每斤0.14元、猪肉每斤0.74元、‘’飞马‘’烟每包0.29元;农民一般抽‘’勇士‘’,每包0.13元——非拾折工则按相应折扣递减,当然,年终才能‘余分‘’。那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般农家往往要生养三四个孩子;碰到时运不济的,甚至会连续生上五六个,不生出儿子决不罢休。孩子多了,嗷嗷待哺,家中的劳力一时半会又不会增加,俩口子唯有拚命下力,可到了年终余分时一算,全家非但没有现钞进帐,反而倒欠下集体不少银两——自然是记在帐上的——只能来年继续使力,赚取工分。



印象中,六七十年代的江南农村似乎永远这样,乡亲们面朝田地背朝天,总也走不出贫弊艰难。黄梿般日子里,小伙伴们咬紧牙关,稚嫩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荷。割草钓田鸡之外,一些小伙伴更是拿起扁担钉钯,与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挣起工分,养家活口。我父亲在青岛‘做厂’,家中没有男劳力。我是长子,见母亲在田里劳作,自然于心不忍,便也想学小伙伴样,替母亲分担些艰辛,偏就不是那块料,常是顾此失彼,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我曾跟着大人一起莳秧,结果横不成线、竖不成行,秧们不是插得太浅便是陷得太深,高低参差的,活像鬼画符。一次队里整田平地,我也想挣几个工分,便挑着畚箕下了田。土块垒得高出畚箕半尺许,约有六七十斤,暗暗发力挑起,没走几步,已觉脚下踉跄;低头再走几步,不知怎么前箕就碰向了田埂,才始抬起,忽觉后箕又沉沉地撞到了脚后跟;正慌乱间,一抬头,前面猛然出现一条小沟,本欲带担跨过,不料脚下越发凌乱,终于一脚踏空,连人带箕跌进了沟里。晚上,母亲一边心疼地为我清洗着脚后跟上的血疤,一边对我说,青青啊,看来你确实干不来农活的!既如此,咱还是认真点,读书吧!



老实说,七十年代普遍不以读书为然的!当时一般的想法,上学读书,无非就是识点字、会算算帐而已。农民们尤其实在,以为上了学,不过也就是继续种田而已。记得当时听了母亲的话,我竟还是懵懵懂懂的,问道,读了书以后,不还是‘三铁钯六稻杆’嘛?(意谓锄地时一钉钯可翻两个稻杆的地)。没用的!母亲开导说,你怎么知道读书没用?读书肯定有用的。再说,种田也要文化啊!我默然良久。那之后,我读书较以前明显认真了许多。 1976年,村中有个叫张小兴的——依辈份我得喊他舅舅——被推荐到了县锡剧团唱戏。后来曾有一阶段,剧团根据同名样板戏改编了一部大型锡剧《杜鹃山》,戏里有个坏人叫‘毒蛇胆’,就由张小兴扮演。乡亲们很骄傲,逢人便说‘毒蛇胆’是我们村上人演的。母亲对我说,你看,小兴娘舅戏唱得好,也有前途。你农活虽然做不过人家,但只要把书读好了,一样有出路的!我听了颇受鼓舞。想想自己读书还算不赖,心中的欲念便如经冬的麦苗,漾起一片春的涟漪。



青阳公社花南大队原先只有小学。小学条件简陋,有的年级还采用复式班方式教学。不同年级学生同处一室、相向而坐:这半个班级上课了,那半个班的同学就做作业、预复习,反之亦然,而且老师往往还是同一人!后来响应上级号召,花南大队在小学基础上也办起了中学,时人形象地称之为‘戴帽子’中学,意思就像人戴了只帽子一样。我就是在‘戴帽子’中学——花南中学上的初中。花南中学(含小学)位于青阳、月城、峭岐(现徐霞客镇)三镇交界,地处僻壤,交通闭塞,一般教师均不愿来此教书,遑论根正苗红者——彼时不似现今,考虑资源均衡,甚或适当照顾老少边穷——说起来也是机缘巧合,几位‘地富反坏右’ 子女,所谓‘牛鬼蛇神’的后代,因出身不好,被发配到了我们学校教书。这些老师方正实诚,多才多艺,他们于断文识字之余,因人施教,我们因其祸得享其福,干涸的心田,由此感到了清冽的甘霖。



油菜花开罢又谢。老屋梁上飞出的燕子,今夏复循着去年的旧径,自去自来,衔泥筑巢。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抓教育。紧接着,1978年,南菁中学‘文革’后首次面向农村招考。南菁中学前身系南菁书院,由清代江苏学政黄体芳倡议成立,左宗棠等也捐了不少银两。‘南菁’属江苏省重点学校,在省内享有盛誉(明万历年间直至清光绪废除科考,292年间,江苏学政衙署驻节江阴,书院随即设立,南菁中学由此肇始,蔚成大观)。1978年,我初中毕业,天赐考试良机,岂敢暴殄?记得那年我连赶了两场考:一中专、一高中(考场都设在花南大队南面的里泾坝中学)。考完仍旧割草钓田鸡。那年的夏天很热,连田里的黄豆叶子都被烤得卷起了边。依稀记得是傍晚时分吧,我与小伙伴正在河里洗冷浴,弟弟找到我,说母亲回来了——那时父亲已把母亲弄到了江阴工作——让我回家去。回到家才知道,原来我被南菁中学录取了。母亲明天要到青阳公社去拿通知书!得知喜讯,花南中学的老师也来到我家祝贺。周士雄老师问我作文写的什么,我说写了个拖拉机手,周老师说对了,就是你的!你的作文,得了全公社的最高分呢!母亲听了自然更高兴。母亲告诉我说,她今天从文教局的朋友那儿知道我被南菁录取了,但录取通知书是寄到公社的。下了班,母亲赶到汽车站,想乘车回家拿通知书。七十年代车辆少、交通不便,下午三点左右,到青阳的农公车就没了。母亲又不会骑自行车,父亲那年被抽调到了常熟参与建厂。于是母亲干脆咬咬牙,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徒步从江阴赶回了老家。虽说很累,但看得出母亲是抑不住的喜悦,毕竟我是当地考取南菁的第一人那!第二天一早,母亲徒步一小时走到青阳公社,拿到了我的南菁高中录取通知书。顺便说一下,就在那年稍晚些时候,因落实政策,母亲在下放农村17年后,终于落户江阴;妹妹、弟弟的户口随之也进了县城。我因年过16岁,无法‘农转非’,但‘一搭毛’说,你考上了南菁中学,也进城了!后来得知,我们那一届高中,南菁共招了400多人,其中有110个是乡下考上来的——我们青阳考取了5个。3个镇上的加上1个塘头桥村的、1个我——其余都是江阴城里招来的。城里的同学皆由初中直升高中,并不必经过考试,因为他们拥有城市户口!



我们考入南菁那年春天,恰逢科学大会召开。号角嘹亮,全社会看到了科技现代化的曙光。那时社会上盛行理科至上,将理科奉为圭臬。有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妇孺皆知,真切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的价值观!1978年9月,我们进入南菁。自然是不分文理科的,虽然我从小喜欢文科,用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天生是块文科的料,但也别无选择,只能随流。当时高中只读两年。所以缩短一年学制,想必是为了让学生尽快走出学校,投身火热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南菁是所百年名校,忠恕勤俭,朴质素谨:教师只钻研如何更好地教书育人,学生但考虑怎样进一步德才兼修。那年南菁中学高一共分八个班,我们农村考上来的同学组成了三班、四班。同学们来自江阴各乡镇,年龄大部分只有15~16岁,有的甚至更小;一些同学还没发育,大多数则正在发育当中。初次离开父母、告别家乡,同学们心中难免怅惘,当然,更多的还是兴奋和憧憬,还有的就是好奇:他们讲的话怎么跟我不一样的呢!由于是首次从农村招考学生,学校对我们格外看重。开学伊始,校长邹石溪专门给我们开了个会——新生入学的会议已经开过——印象中,邹校长说,伊搭伊搭青阳人、给铎给铎顾山人、垯觚垯觚璜土人。你们来自江阴四面八方,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来到了南菁,今后就是一家人了。生活上要互相帮助,学习上要认真努力。要为自己争气、为南菁争光。我们三班、四班又叫寄宿班,因我们吃、住和学习都在学校,到了周日才能回家,平时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准回家的;到了高二更是要求严格,一个月才准回家一次。因是寄宿在校,每日里除了一日三餐,其他的时间我们都是用于学习的,从早自习到晚自修,毫不含糊。记得那时我们除却上课,便是做题目、考试;考试、做题目,做得最多的便是苏高中、无锡一中、如皋、启东等校的各式试卷了,自然以数理化为主——那时南菁以理科见长。考试嘛,可说是大考三六九、小考天天有,所谓后娘的棒头不打不爽,考到后来,同学们几近麻木矣。时常还会于周日进行答疑解惑。记得有个周日,勇青老师为寄宿生讲授如何解高次方程,勇老师说先要通过分解因式将高次变为低次,然后求出其根。勇老师讲完又布置了几道习题,班上的徐明、产兴、国新、建忠诸同学一见题目,犹如饿汉见了面包,不由分说,一口咬了下去。寄宿班同学来自农村,纯朴憨厚,平日里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那时也没啥娱乐活动,男生们唯一兴奋的事,就是翻过靠大街一侧(现人民中路)那堵土坯围墙,到新华书店去看柜台里的那位体面大姑娘,捎带看看印度电影《流浪者》之类。一次赏美活动结束后,我照例买了本书,好像是闻一多的诗集。



高中生涯水波不兴。我们寄宿班同学以校为家,老师们也时刻以我们为念。我们的数学老师叫翟怀新,九十年代当了江阴的市委书记。翟老师上课非常认真,他的板书严谨细致、一丝不苟;尤其是代数课,列方程解应用题,有方法、有步骤,环环紧扣、层层演进,可谓抽茧剥丝、水落石出。翟老师颀长高瘦,他习惯将手表戴在右手。每次板书时,手表便从他手腕处一下滑到了小臂上,板书毕,复沿着小臂回落至手腕处,屡试不爽。有时板书结束,手表也会卡在小臂上,并不回落,这时翟老师就会用左手一拨,手表便悄然重新滑至腕处。翟老师的板书不但带我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更予我们以美的享受——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翟老师的板书甚是漂亮!

两年高中一晃就过。1980年7月7、8、9三日,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高考。高考是1977年恢复的,虽然已考过三届了,但由于中断了十年,耽误了太多的莘莘学子,到我们上考场那会,历史的孽障还未消化殆尽,故此,八十年代初的高考,竞争异常惨烈。我们不仅要与同届同学较劲,还要与往届师兄、师姐同场比拚,窄窄的独木桥上,人流汹涌,许多人眼瞅着没几步便能到达彼岸了,结果却还是被强劲的对手挤下了水。不幸的是,我便是那落水者之一。1980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共有330万人(其中往届生占100万),最后只有28万学子幸运地迈进了大学的殿堂。那年头可没本二、本三之说,分数线面前人人平等,哪怕相差一分,你也只能望着‘三八’线那侧的红男绿女,扼腕浩叹!80年的作文题目是:达芬奇画蛋。我想,高考这蛋,还真不是那么好画的!



80年的高考之蛋终于画完了,不管画得圆不圆、好不好,同学们终将各奔前程。不记得是否举行毕业典礼,但毕业照肯定是没有拍成。表面看似乎是学校考虑不周,其实可能未必,当然更不宜责怪同学。想想也是,平日里一个屋檐下上课,一口锅里舀食,忽然间鱼跃农门,你成了天之骄子,我却土装在身,仍是农家本色。敏脆的少年之心啊,怎一个愁字了得!然而,毕业照虽说未拍,我们却依旧坦坦荡荡,接受命运的安排!同学们依依惜别,笔记本上满是‘握手’、‘紧紧的握手’;老师则是亲切鼓励。那时有一句时髦话,叫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就是说,万一你名落孙山了,也不要气馁,照样可以建设‘四化’、报效祖国。路在脚下嘛!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到底没能等来大学录取通知书。不久,学校寄来了另一份通知,通知我们说,如有意愿,欢迎回母校复读,来年再度冲刺高考,并说,相信我们定能成功!其实,我是拿定了主意要复读一年的,因为我觉得一次考试说明不了问题。但在到底继续读理科还是改读文科上,全家陷入了矛盾纠结,空气一度相当紧张。当时的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父母自然未能免俗,他们主张我复读还是选理科。认为理科录取率高于文科,又感觉我理科学得也不差,只要再加把劲,完全是有胜算的。我这时对父母说不想再考理科了,想改学文科,因为自己非常喜欢,沉湎其间,感觉乐趣无穷。父母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继续读理科。我分析给他们听其中原由,我说,这次高考我就是理化没发挥好!虽然我的数学还不错,几何甚至很好;但我真的对理化兴趣不大,学习理化我毫无乐趣可言,纯粹为了应付考试。这次化学高考最后一道大题,十几分呢,让你从他罗列的种种现象中,推断适才与之反应的主导元素是什么。我推断半天觉得应该是锌,谁知结果却是铝,实在是彻底无语了。看来我就不是学理科的料。父亲听我一说,有些心动;母亲却还在坚持,说你的理化虽比班上其他同学弱些,但也不是差的,南菁同学成绩本来就好,你只要再努力一把,来年高考完全是有希望的。再说,也不能完全凭兴趣来,毕竟理科录取率高嘛!母亲絮絮叨叨、苦口婆心,哪知我一反常态,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坚决要改读文科。平日里我是非常听父母话的,此番如此决绝,母亲不未有些失望伤心,但又不敢硬逼我,怕考不上了会责怪他们,又不死心,便灵机一动,领着我找到翟怀新老师——他是我数学老师,又是校领导——希望翟老师能劝劝我。翟老师说,你的理科还是不错的,一次高考不说明问题;再补习一年,完全没问题。再说了,虽然你对文科有兴趣,但你毕竟没系统学过啊,要知道,历史、地理教材有十本呢,摞起来一大叠,要在短短一年内学好,你能行吗?有把握吗?你的竞争对手可是那些老文科生那!翟老师语重心长,但我竟丝毫不为所动,铁了心要读文科,父母最终拗不过我,只得同意。可当年南菁没办文科补习班。打探下来,只有华士中学有,于是母亲带了我,坐上农公车,一路颠簸近两小时,来到华士中学。办好手续,交完补读费用,母子俩顺便在学校里逛了逛。校园里静悄悄的,墙报上,喜报高悬,仔细一看,竟只有一人金榜题名。我迟疑半天,对母亲说,只有一人录取,还是不上了吧?母亲想想也有道理,便返回学校教务处,寻个理由退了出来。回到城里又一番打听,得知县中(现江阴市中)办了文科补习班,便托了位相熟的朋友——他在城里另一所中学当校长——跟县中的校长打了招呼,这样,1980年的国庆前夕,我终于挤进了江阴县中的文科补习班。记得走到补习班门口,只觉得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头,班主任陈焕章老师边指着教室边对着我们母子说,看看,看看,哪里还坐得下,哪里坐得下嘛!教室里喧声四起——其时,两位同学帮我抬了张课桌、我自己则端着椅子。教室外,蝉声此起彼伏,噪成一片。



终究坐进县中的文科补习班了。我进去时,补习班已招了70多个同学,我是最后进去的。最晚进去自然只能坐到最前面,我坐在了黑板跟前。一抬头,黑乎乎的板壁直扑眼帘;遇到老师板书,白白的粉笔灰屑于四周,让人很不舒服。说起来,江阴县中也是所百年名校——历史上叫做暨阳书院——学校就办在文庙内。陈老师的办公室就在大成殿里,他们的宿舍则在两侧的廊庑内。陈老师是教语文的,向以严厉著称,他知道我是寻了关系进来的,对我也就不以为然。我们那会儿常常都要考试,周考、半月考、月考、季考,有时并不讲什么时间接点,想起来就考,且每考都会排名。记得第一次考试时,我得了第10名,引起陈老师注意;第二次,考了第8名,陈老师更加关注,把我的座位往中间挪了挪;第三次又考,竟得了第2名,这下陈老师彻底重视起来,把相关老师召来开会,说,陶青同学历史、地理以前没学过,相对薄弱些,今后咱们要在这方面加强针对性。



我们的历史老师叫周文俊,峭岐中学调上来的,历史教学江阴首屈一指。会后,周老师把我叫到他宿舍,海阔天空,与我作着即兴的漫谈。一开始我挺紧张,渐渐觉得周老师谈的都是我感兴趣的话题,慢慢便放松了下来。我们一会儿《东周列国志》、一会儿《三国》、一会儿又聊起了瓦岗寨英雄,再不就是朱元璋和《大明英烈传》,师生俩越谈话题越多,周老师的兴致也越来越高。临别时周老师对我说,没想到你还看过不少书,但要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要提练知识点,学以致用,这样才能考出好成绩!应该说,我的这些人文知识,历史也好,文学也罢,都是父亲从小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文革时,父亲单位也分成几派,以伟大领袖及革命的名义,文攻武卫、停产内斗。父亲从不参与他们的革命活动,却时常从街道的废品回收站弄回些‘’四旧‘’古董,什么《史记》啊、《七侠五义》啊、《前汉演义》啊、《古文观止》啊、《太平广记》啊、《聊斋志异》啊,林林总总,不一而足。父亲自己看得津津有味,又讲给我听。父亲教我的这些知识,过耳不忘、过目入心,以至我在南菁中学时,自习课上看得最多的便是历史书和文学书。顺便透露一下,高一年级时,我曾悄悄写过一个东西,题目叫《地下堡垒的覆灭》。内容记不太清了,无非是特务破坏,群众眼睛雪亮之类的。最后堡垒覆灭,敌特一网打尽,我方完胜。许多年之前整理旧物,无意间翻出,好奇地瞄了几眼,实在幼稚,不忍卒读,便撕成碎片,弃了。此乃题外话,不赘!



回头再说我的高考。八十年代初的高考不像现在,那会正式高考前,必须先过预考这关,如预考通不过,你便失去了正式高考的资格。结果81年预考下来,我的成绩竟又名列前茅,只是地理还嫌不足!陈老师越发起劲,马上又召开‘诸葛亮会议’,并把我父母也叫来一起参加。信心十足地说,只要咱讲究策略,该同学完全可以冲击名牌大学的!会议达成的结果是,我可以不做语文、数学、政治和英语作业,把时间完全让给历史和地理。会后,陈老师很认真地找我谈了次话,具体内容已忘了,不外乎勉励鼓劲之类。我那时是住在家里的,父母单位分了两间房,就在南街现兴国塔公园一带。母亲说,那之后,我学习越加认真,常常看书到深更半夜。我那时的短腿是地理。历史我基础本来就好,加之那时我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学习历史的方法,叫做人物记忆法,即以历史人物为切入点,串起各朝概略,试之,竟有奇效。我向来不以为文科只要死记硬背——事实证明那样根本无效——解决了历史之后,我把重中之重放在了地理上。短短几个月内,我以地图为支点,集中火力强攻,地形地貌、物产气候、经济文化等等,终于统统被我导入记忆轨道。宋老师又给我找来《地理高考复习指导》,复旦附中、大同中学等校地理老师编写的。宋老师根据教材大纲,以四册地理课本为主要内容,为我梳理重点、难点。《复习指导》更是汇集了各种类型的思考题,于我这初学地理的文科生,大有裨益。



终于到了1981年的7月了。7月7日,本年度高考正式开考。我们的考场就设在县中。记得当天上午考的是语文、下午地理;8日上午数学、下午政治;9日上午历史、下午则是外语。八十年代的高考虽然竞争十分激烈,但整个社会对高考的关注度却不像后来似的,如临大敌!尤其八十年代初。有关1981年的高考已慢慢变得模糊了,但有两个细节却永远沉淀到了记忆深处,历久弥新!我住的南街138——107位于西横街南尽头,离县中不远,最多也就十五分钟路程,于是每场考试我都是步行前往。父母对我这次考试虽然高度关注,但却依旧上班,并不专门请假为我烧这烧那——像后来的家长那样。我自行前往考场,考完自行回家。中午母亲做了什么便吃什么——充其量也就多煎个荷包蛋而已。还有印象深刻的一点就是,那年的夏天出乎意料地热。那时条件差,别说空调了,就连电风扇也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的。父亲心细,提前到青阳电扇厂去买电风扇,竟断货。记得第一天考完,晚上热得无法入眠,半夜里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端了张凳子往外面墙上一靠,竟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翌日父亲再次赶到电扇厂,厂里说要第三天才有货。于是第二天就向隔壁的黄根宝叔叔家借了台电扇,驱暑助眠。第三天,舅公专程将‘’牡丹’牌电扇送了上来,16寸的。



1981年的高考就这样在酷暑中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自我预估分数、填报志愿,这是大事。我们那时填志愿时并不知道高考成绩,是凭自己的个人感觉先填,然后才知晓成绩的。当然,填之前老师会帮了你一起估算自己的成绩:数学错了几题、作文有没有跑题、历史地理政治论述题的答题要点是否全面,等等;然后再根据预估的成绩,填报志愿,而且必须在最后的备注一栏中写上:服从分配!这年的文科高考总共考了六门:语文、数学、英语,还有就是政治、历史、地理,其中英语满分只算50分。与上年不同的是,本次高考我感觉轻松且良好,觉得自己发挥出了最好水平。记不得当时自己到底估了多少分了,反正估得挺乐观。填志愿时,第一志愿我想填山东大学,而且是中文系。父亲说,山大要求很高的,尤其是中文系,你有把握吗?我斟酌再三,最终第一志愿到底还是填了山东大学中文系。紧跟着第二志愿填了南京大学,第三志愿则填了华东师范大学。父亲说,再想想,考虑周全些。我说不想了,就山大中文系。我要回山东读书。父母看我态度坚决,便没有再多说什么。过了不长时间,父母同事的丈夫,在教师进修学校工作的,告诉父母说,高考成绩出来了,你家儿子考了435分,全县文科第二名呢!父母闻听,喜不自禁。我当时反倒很平淡的样子,好像本该如此似的!后来总算明白自己确实不易的。因当年高考时,考生人数仍然高居260万,而录取人数却依然只是区区28万,本科、专科加一块,录取率只有10%,本科仅为4%,名牌大学的录取率更是微乎其微,遑论名校名系。当年,山东大学中文系在江苏录取了4位同学——以后一直如此,不知近年有无改观——1981年江苏的文科录取线为395分。那年全江阴文科最高分为451分,是我补习班同学,老文科生,后来上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走得比我更远;第三名也是我班上的,好像少了我三分,432分,上的复旦。此为后话。



1981年8月底,父亲送我上了江阴至无锡的班车。父亲买了两张票,一张让我坐,另一张位子上则坐着我的行李。我靠窗坐着,父亲站在汽车过道上,双手扶住汽车座位,两腿抵着行李。一个多小时后,父子俩到了无锡火车站;小叔已买好车票,等在了那里。

天慢慢暗了下来,由上海开往青岛的132次列车缓缓进站。父亲说,这趟车到济南的时间最合适。上车后自己想办法找张位子。明天早上6点左右,你就能到济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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