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水产种苗养殖研究社

水利部所长:长江已经到了“no fish”(无鱼)的程度了

凤凰新闻客户端 2018-11-08 09:16:08


“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一位鱼类保护志愿者说。


虽然近年长江沿江地区开展了季节性禁渔、增殖放流、生态调度、划定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鱼类保护行动,但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并未得到遏制。长江当前正面临严重的水生态环境危机,不少特有鱼类已经或正在走向灭绝。


“按目前世界通用的生物完整性指数来考量,长江已经到了‘no fish’(无鱼)的程度,这是最差的一个等级了。”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


  管理问题  “流进”长江


2016年7月中旬一场洪水令基因污染的隐患扩散到整个长江中下游。由于当时湖北清江流域发生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7月19日清江水布垭等三座水库根据调度相继开闸泄洪。洪水下泄,来不及转移的水库养殖遭了殃,上万吨俄罗斯鲟等外来鱼类死亡或逃逸。因为清江是长江重要支流,这些外来鱼类最终进入到长江中下游干流、湖泊及河口。


“濒临灭绝的中华鲟面临新威胁。”潜心研究中华鲟近30年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说,这些逃逸的外来鲟鱼数量之大,可能超过长江中下游干流鱼类现存生物量总和,也远远超过了中华鲟的野生种群数量。


危起伟对生态入侵、基因污染的风险忧心忡忡,他担心外来鲟鱼挤占中华鲟等土著鱼群的空间,甚至取而代之,还担心它们通过杂交破坏野生中华鲟基因。


来自各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调查后也认为,此次鲟鱼逃逸事件可能给长江天然生物资源、珍稀物种保护及流域生态系统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


这一事件反映出水库养殖监管失范的现实。据介绍,目前我国重要连江支流大搞梯度开发,水库众多,除了防洪、发电,水库还有一个重要经济功能——水产养殖。由于大多水库养殖都是“外包”模式,养什么、怎么养、什么时候养、什么时候起鱼等基本由承包商说了算,水利、水产、环保等部门都管不了。于是“信息障碍”凸显,养鱼的不知防汛调度,泄洪调度的顾不上养鱼的,水库本身又听上级防汛部门的,如此一来,管理上的问题最终都“流进”长江。


管理问题给长江带来的生态隐患不止上述一起。2014年7月9日,由于金沙江溪洛渡电站突然成倍提高下泄流量,下游200多公里水域漂起成片死鱼,直接经济损失超亿元。事后调查显示,造成死鱼的原因是泄水流量过大引发坝下河道气体过饱和,水库运行调度忽视了下游生态安全和财产安全。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依民称,此次事件还波及70公里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江段,有一些该区域特有的鱼类死亡,对天然渔业资源和生态造成很大打击。


  部分保护区  弱势无依


“这里不是保护区吗,为什么看不到江豚,却有这么多捕捞船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曾组织中外专家实地考察长江江豚,外国专家的问题让他尴尬又无奈。他说,我们的很多保护区形同虚设,根本达不到保护的目的。



近年来,沿江地区划定了数十个涉渔自然保护区和珍稀鱼类保护江段,但一些保护区空有其表。在发展冲动面前,保护区竟成了一些地方的“眼中钉”。


在中上游多个有保护区的县市,记者屡屡听到当地干部疾呼:“保护区阻碍地方经济发展,希望尽快调整出去。”


采访中科院院士曹文宣时,谈及这个问题,他拿出一封信。“这是长江上游一个保护区所在县领导的来信,让我帮忙摘掉保护区的帽子。”记者在信上看到,这位国家级贫困县领导很焦虑完成脱贫任务,而且认为是保护区限制开发的规定让本就贫穷落后的当地“雪上加霜”,“恳请曹院士”,“将我县调整出珍稀鱼类保护区范围”。



  增殖放流  不成体系


作为恢复生态、保育物种的重要手段,我国在长江等流域开展了大规模的增殖放流活动。“十二五”期间,全国累计投入资金近50亿元,放流各类水生生物种苗1600多亿单位;其中,2015年全国增殖放流水生生物种苗353.7亿单位,放流种类近200种。


然而增殖放流的成效却难言良好。“当前各地增殖放流的力度不小,但大多是不专业的‘杂牌军’,不成体系。”水利部中国科学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例如,要求放本地种却用外地种代替,放多放少也没人知道。“鱼类的种类和数量还在持续减少,没起到增殖效果。”


曹文宣也说,一些养殖户将卖不出去、活力很差的鱼干脆用来增殖放流,一部分鱼放到江里就死掉了。“或者这边放那边捞,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放流的主体也难以规范。记者近日在长江武汉段走访,偶遇几位宗教界人士正在江边放生。一旁的渔政人员无奈地说:“现在各方面的人在市场上随便买点鱼就往江里放生,随意性很强,生物入侵和基因污染的隐患很大。”


“现在的渔业保护手段费钱费力,其中一部分是徒有其表的‘生态形式主义’。”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说,比如涉水工程破坏了鱼类产卵和繁殖,就要求建过鱼设施,但目前实际操作中,一些洄游通道只是“面子工程”,起不到作用。


  渔政力量  薄弱


渔业保护乱象丛生也折射出长江渔政力量薄弱、监管水平相对低下的现状。

湖北省水产局渔政处调研员周剑反映,长江上执法的队伍有5支,只有渔政是地方财政,装备、人员配备都是最差的。“国家每年给省里的渔政执法补助经费几十万元,原来还可以收资源保护费,现在不能收了,很多地方连工资都发不出。”


在曹文宣看来,长江鱼类保护难在协调联动。渔业保护不仅关乎渔业,还涉及航运、水利、电力、环保、上下游各省市等多方利益。在实际执法中,渔业保护往往成了相对弱势,也最容易被忽视。



  以鱼类为突破口  

共抓长江大保护


长江水系是一个巨系统,专家建议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当务之急是梳理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保护思路,以鱼类保护为突破口,循序渐进带动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齐抓共管保住一江生命之水。


首先,增强意识、统一共识。这也是当前长江生态保护真正的难点。“到底人重要还是鱼重要”?这是记者采访中常会听到的问题。大自然保护协会、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多家环保团体负责人表示,长江流域开发是系统工程,顶层设计十分关键,应以起草长江保护法为契机,调整防洪、生态、发电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点。


例如,科学划定自然保护区范围并严格执行保护区管理相关规定;合理设置航路航线,船舶经过鱼类保护区和保护江段降速航行;谨慎处理黄金水道建设和水生生物栖息地恢复的矛盾,在一些重要江段沿岸尽量“去硬化”、自然化;水电枢纽工程规划设计时,充分考虑对水温水势水态的影响,留足生态通道;把生态影响作为水电站调度一个重点考虑事项。



其次,全面禁渔逆转资源衰退趋势。曹文宣建议,全长江禁渔10年,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长江“四大家鱼”在10年内会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倍增,而且个体增大;经济鱼类丰富起来后,将给珍稀鱼类提供充足食物,长江生态系统会逐渐恢复。


“长江捕捞量不到水产总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持续发展。”曹文宣估算,长江沿线省市每年投入的禁渔期补贴、燃油补贴和人工放流资金有数十亿元,整合这些资金,实施“退捕还鱼”,可逐步引导沿江14万多渔民转产转业。


危起伟认为,渔民转产安置非一日之功,建议先将国家级、省级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和整个保护区内的渔民逐步转产,随后将长江干流和主要湖口的渔民转产,最后实现长江全线禁渔,渔民转产转业。



第三,建立国家鱼类保育系统。常剑波及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继龙等认为,增殖放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实现恢复资源数量的目的,又须保证放流水域生态系统不受破坏、物种自然种质遗传特征不受干扰。可借鉴美日等国经验,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科学机制和人工保育体系,在长江生态系统全面恢复之前,先保住鱼类资源。


此外,建立增殖放流监测评估体系,以及跨境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的国际合作体系。还可借鉴日韩等国,设立国家级增殖放流节日,营造全社会参与生态养护的氛围,增强环保意识。


  长江为何  “无鱼”


“江豚本来是圆滚滚、胖乎乎的,但我们发现很多江豚尸体非常消瘦,解剖后胃里空空如也……”


“按目前世界通用的生物完整性指数来考量,长江已经到了‘no fish’(无鱼)的程度,这是最差的一个等级了。”水利部中科院水工程生态研究所所长常剑波说。


“鲥鱼、白鲟,我们已经至少十年没有见过了。”中科院水生所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刘焕章说。



  大坝“锁江”  伤元气


长江干线的第一座大坝葛洲坝横亘在长江宜昌段已有30多年,仍时不时有洄游至此的珍稀物种中华鲟触坝而亡。


中华鲟是大坝“锁江”最直接的受害者。葛洲坝合龙阻断了洄游性水生动物通道,分散在长江上游的产卵场遭到破坏,中华鲟在上游绝迹。


大坝“锁江”影响的还有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四大家鱼”占我国淡水鱼养殖产量一半以上。长江中“四大家鱼”种类品质是我国所有水系中最优的,过去人工饲养的家鱼鱼苗、现在人工繁殖用的家鱼亲鱼,均取自长江。


农业部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测算显示,1981年葛洲坝水利工程蓄水后,“四大家鱼”产卵量从此前的约1184亿尾锐减至173亿尾。


2003年三峡蓄水后至2009年,湖北监利断面“四大家鱼”产卵量年均值急剧下降至2亿尾,仅是蓄水前产卵规模的8%左右。尽管上游产卵量有所增加,但其总量下跌态势依然严峻。


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三峡库区蓄水导致“四大家鱼”上游产卵场消失,减少了下游的幼鱼数量,监利段鱼苗相应减少;由于三峡大坝的调蓄、水文条件的改变,下泄的径流同自然的涨水过程有很大差异,影响了坝下“四大家鱼”的自然繁殖,产卵规模严重缩减。


随着各地开展“四大家鱼”亲本放流、三峡试验性生态调度等,长江中游“四大家鱼”下降趋势有一定缓解,2010年至2015年监利断面的“四大家鱼”卵苗径流年均值小幅回升至4亿尾。


“四大家鱼”的数量锐减,威胁到了长江中现存的唯一鲸类——江豚。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说,江豚的锐减与“四大家鱼”饵料资源的减少息息相关。“江豚本来是圆滚滚、胖乎乎的,但我们发现很多江豚尸体非常消瘦,解剖后胃里空空如也……”



永远微笑的江豚。它们是继白鱀豚后长江流域仅剩的淡水豚类。据科考研究,长江流域江豚数量已不足千头,比国宝大熊猫还要少。


专家认为,大坝对长江渔业资源有多重影响。首先是阻隔鱼类通道,不仅洄游鱼类无法溯流而上,通过大坝往下游的鱼苗也大量死亡。例如,通过三峡大坝往下游的家鱼苗死亡达95%。


其次,长江水温、洪水过程等水文特征也因建坝改变,鱼类繁殖期延后,水中浮游生物、水草等鱼类饵料发生变化等后果,不利物种延续。


另外,上游水电站梯级开发改变了河流水域生态。河水由激流变成缓流,改变水流的流速、流态等水文特征的同时,也改变了径流的时空分布格局,影响了该流域特有鱼类的生存,对长江上游120多种特有鱼类的生存产生极大影响。


“大坝对生态环境的改变是不可逆的,上游水电梯级开发将对长江生态系统产生叠加影响,未来还不能预见。”著名鱼类保护专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说。



在金沙江宜宾段,记者看到几位渔民借着夜色用电网捕鱼;坐船从重庆顺江而下,沿途看到有一些小渔船用细密的渔网捕捞;洞庭湖、鄱阳湖水域的迷魂阵仍有不少,小鱼小虾被一网打尽。


曹文宣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大坝,总体来说,当前影响鱼类生存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是酷渔滥捕。”


他介绍,上世纪80年代后,沿江渔民酷捕滥捞,电网、迷魂阵、船罾等把小鱼小虾都捞上来了。2010年、2012年,鄱阳湖湖口水域出现刀鱼幼鱼鱼汛,被捕获的幼刀鱼平均仅重2.5克,63吨计有2520万尾。


导致酷渔滥捕的重要原因是人们鱼类保护意识的欠缺与落后。王丁说:“我见过一个地方官员,他问我江豚好不好吃,我当时很无语,就说不好吃。结果他说,不好吃干吗要保护?”


曹文宣说,中国古人都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但今天人们却如此贪得无厌,不仅幼鱼,连螺蛳都要捞光。


此外,江湖阻隔、水体污染、无序采砂、湿地萎缩、航道工程建设、船舶噪音污染等,都在加剧长江鱼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连锁反应  危及生态安全


长江水系现有鱼类400余种(亚种),其中纯淡水鱼类350种左右,淡水鱼类之多居全国各水系之首,其支撑起的生态系统覆盖整个长江流域,关系我国整体和长远的生态安全。曹文宣等专家表示,渔业资源锐减会引发生态连锁反应,从基因安全到水安全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安全——危及渔业安全。渔业资源锐减直接影响“四大家鱼”育种亲本数量质量,影响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能繁殖的鱼太少太少了。”曹文宣说,“四大家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主要品种,每年鱼苗需求量极大。“四大家鱼”鱼苗培育必须以长江野生家鱼作为亲本,才能保证鱼苗的健康和环境适应性。“如果没有野生家鱼亲本,鱼苗就相当于近亲繁殖,基因逐渐弱化,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将难以为继。”


根据我国渔业经济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近6700万吨,其中淡水鱼类养殖2715万吨,淡水鱼类捕捞量168万多吨,淡水鱼产品的93.4%依赖养殖。“如果失去长江野生四大家鱼亲本来源,我们的水产养殖、淡水鱼类供应九成以上都受到影响。”


——危及供水安全。水安全包括两层内涵,既有数量上的安全,又有质量上的安全。长江鱼类资源的锐减,将影响水体生态平衡,破坏水体自净体系。三峡集团曾试图通过大量放养鱼类来净化库区水质,但这些鱼最终被周边居民打捞一空。


记者从最新一期长江流域水资源质量公报了解到,2016年7月长江流域及西南诸河共评价1198个水功能区,982个达标,达标率为82.0%。其中长江渔业用水区达标率77.8%,低于全流域平均水平。“水资源质量安全影响因素众多,但是水体自身净化能力削弱日益突出。”曹文宣说。


——危及生态安全。长江流域的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1/3以上,是我国对内转型升级、对外产能输出的核心竞争力地区。生态系统安全直接关乎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曹文宣、常剑波等专家表示,鱼类资源的锐减、部分珍稀物种的灭绝只是长江生态恶化的表征,更深远的影响不易察觉,但是正在发生,那就是生态系统失衡。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对生态安全的威胁日益激烈。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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