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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众•刘荒田】锦瑟无端五十弦

小众 2019-06-11 16:58:51



 锦瑟无端五十弦

刘荒田


 对着一张黑白团体照,马上想起李商隐的“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太巧了!这照片拍摄于1965年6月,距今50年。一年姑且算一“弦”。照片中人是我当年所在的高二1班(次年变为高三1班),高中第一年(即高一1班)编制为50人,升高二时有3位留级,但加上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照片上是50人,把每一个算一“弦”也不是不可以。全班以1947年出生居多,这一年,男生刚刚成为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里的“坐呀坐在河边”的“18岁的哥哥”;同龄女生的水灵,更是“马尾拴豆腐——不必提”,老师也才30岁上下,岂不是地地道道的“华年”?

 照片的珍贵在于“唯一”。按常规,上高中三年,毕业总有个团体照,偏偏我们这个班没有。不但我们这一班,绝大多数被称为“老三届”的班级,都可能缺少这一类凝聚集体记忆的准文物。

  照片是从哪里冒出来的?2015年春节前后,几位昔年的同班发起,建立了微信群,以毕业那年的名称“高三1”为标记。发起者借网络之便,人肉搜索加四处打听,一个月后聚合20位,在网上聊得兴高采烈。叙旧至为酣畅的当口,在国内某大学数学系任教直到退休的同窗,翻找出这张照片,贴在《高三1》,把“话当年”推向新高潮。

  拍照的地点,是母校台山一中教学大楼主楼大门前的石阶。这所“中国第一侨乡”的著名学府,由海外和港澳乡亲捐款,建于1909年。石阶背后,罗马式圆柱所支撑的主建筑,门额上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题字——“台山县立中学校”的浮雕,立于母校为初中部校舍举行落成典礼的1926年。


1965年6月全班集体照 



        李商隐的“锦瑟”有50根弦,诗人称之为“无端”即“没来由”。是的,49根或51根不行吗?无意有意都指向“偶然”。“偶然”和“性格”的交叉,就是命运。横向观之,50人,生命的“锦瑟”上50根铮铮而鸣的弦线。纵向观之,50年,编年史上50篇从少年排列到老境的命途实录。

       “高三1”这一群,如今平均年龄为68岁。就已知的信息,两位已成古人——一位是能歌善舞的文娱委员,教跳集体舞极端尽责(可惜男生们封建之至,不愿牵女生的小手,拿一根小竹子作中间物,一人握一头。)她移居纽约20多年以后,因肺癌去世,得年60多一点。另外一位,被数学老师誉为“天才”的男生,来美当了20多年厨师,退休不久患了肝癌,前年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的家撒手。其余均健在。从石阶上拍团体照到今天的微信群,其间50寒暑若喻为战场,去世的算“阵亡”,其余的,是被“时间”这个造就我们,也剥蚀我们的全能者手下的“伤兵”。不要问,“鬓已星星也”,牙齿摇落,眼睛昏蒙,和雄姿英发,明眸皓齿比,是怎样的反差。照片上第一排中央,一位女生个子最高,头昂起,睥睨人间,成了当今热门农民诗人余秀华诗句“以杨柳的风姿摇摆在人生两岸”的传神注脚,教我马上记起这位镇委书记女儿在教室和男同学斗嘴的可爱姿态,听说她如今在美国的新泽西州,以挪椅代步。可是,谁忍心哪壶不开提哪壶呢?群聊时谁都真诚地恭维别人“一点也不见老”,其实连儿女也进入或接近中年。我高一的同桌老丙(有一回上晚自习,他和我在桌下嬉闹,被大嗓门的班主任发现,一声断喝,在教学大楼嗡嗡多时,成为新闻),他的外孙女3年前就读于柏克莱大学,比照片上的外祖父大3岁。

        粗略算算,聊群中的一半,在美国和加拿大定居,另外一半在故土(要么在老家,要么在台城或外地)。概莫能外的共同点是退休。他们过去的职业,海外的,有餐馆侍应生,食品厂工人,超市工人,旅馆或图书馆清洁工,铺地毯工,厨师,教堂杂工,小餐馆老板,家庭主妇。国内的,有教师,公务员,兽医,医生,药剂师,会计师,商人。从世俗角度看,较为引人注目的,是班里拼装矿石收音机的高手巨,在家乡开铸造厂,赚了钱,把事业移交给儿子以后,常载上一群老同学去景点拍照,到海滨吃海鲜。在加拿大的扬,开餐馆20多年,最近引退。东以教师的身份,出任县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当中学教师的特别多,原因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搭上末班车,考进师范一类高校。庭和瑜留校任教,这对夫妻都和我们同班,在恋爱成为禁忌的年代,不知何时定情,离校不久牵手,直到白头。

        端详照片,惊异地发现,第一排的女生全部赤脚,差不多都是短发,浅花衣服。和现在比,惊觉潮流走了多远。爱漂亮的女孩子尚且如此,后面三排男生衣着上的寒酸可想见。笑得最豪迈的,是担任团支部书记的杰。傻乎乎地望向远处的,是焕(1980年我初抵旧金山,见到的第一个老同学就是他。他当知青时偷渡到香港,再以难民的身份移民,在圣荷西市中餐馆当厨师,嗜赌,那次在唐人街的地下赌档狂赌通宵,口袋空空,撞到我时,眼神和照片一般迷茫而冷漠)。个子最高的金(体育好手,体育学院盯紧的招生对象,在篮球场,我和同学欢两个对他一个,从来没赢过)。有点流气的帮。土气盎然的宏。在教室以外必和我出双入对的旺。

        拍照时是初夏6月,华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来了一批实习生,6位分到我们班,上课之外还一起去劳动,打球,开团支部生活会,为期似乎为三四个月。离开前请城里的照相馆派人来拍照作纪念。野火般一烧就是半边天的凤凰树,校道旁边香气销魂夺魄的蔷薇,圆形水池四周绰约的鸡蛋花,花信都到了,但没有被摄入。照片上,比我们大四五岁,难以辨认出是谁的脸孔,就是那些行将到中学当“人之患”的师范本科生。成为讽刺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自己,亏得在加拿大温哥华的瑤,以惊人的记忆力,把全班同学的姓名按照片的位置开列,无一遗漏,我才把自己捞出——在最后一排中间,被圆柱的黑影笼罩了一半,身板细瘦,可观的只有黑发,状如蘑菇云。



        木心在《即兴判断》里有一段隽语:“有着与你相同的迷惑和感慨,我已作了半个世纪的挣扎,才有些明白,艺术家的挣扎不过是讲究姿态而已,也就是那些挣扎的‘姿态’,后来成为艺术。”艺术家的作品和生命并行,后者随时随地担当表现前者的职责。艺术家出于下意识也好,出于源自表演欲的自觉也好,“姿态“即生命的形式,岂能不在乎?普通人消耗生命,可能留下爱恨情仇,事功,财富,子女,阴谋与阴谋的酝酿和操作,但没有记载其形而下和形而上两方面历程的“作品”,因之在返观时难以审视生命的完整脉络。高三1班没有出艺术家,引木心语录似乎驴唇不对马嘴,好在“半个世纪”一语用得着。只是,命途以“挣扎”概括,总嫌粗疏;然则,可否用上别的词汇?如煎熬,如享受,如奋斗?我们的同龄人,特别是知青群体,爱将“无悔”,作为抛弃在北大荒、海南橡胶园一类穷山恶水的青春之外的划一标签,那是事后的强颜欢笑。不愿意否定自己人生的至堪留恋那部分,乃是较普遍的人性。和置身其中的感受是两码事。我只能说,我们的50年,百味杂陈。

       也许有人马上反驳,谁的人生不如此?但“老三届”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特殊的一群。以解放前两年出生的为主体的高三1班成员,亲历所有政治运动。肃反,土改,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公私合营,大跃进,是我们的童年。1953年,斯大林死去,六七岁的孩子和大人站在小镇的街道两旁,垂头默哀。气氛如此诡异而沉重。1957年,我在小镇铺子的二楼,看到刚刚被划上右派的老师们(其中有教我画水彩画的意气风发的黄老师),被绳子拴成一串,走上囚车。街上死寂,剥落的标语在飘。1958年,我们都上五年级,在集体食堂吃饭,顿顿是青菜和锦酱伴白米饭。接下来,是全国性大饥荒,数千万人饿死。我们这以侨汇养活的侨乡稍为好些,但满街都是浮肿病人。1960年,我们进入一中读初一,一个个发育不良,个头偏矮。但家长们无不兴奋,为了学生不必吃不饱肚的”高产饭”(靠多次蒸煮而外观增大的米饭)、稗米、蕉树头、羊角扭、土茯苓,有了每月26斤“国家粮”。

       彼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社会试验场。而 “高三1班”算颇具典型意义的“小白鼠”,它有几个特点:一,1960年小学毕业后考入的,是实行学制改革的“五年一贯制”实验班,原定比初高中各三年的普通中学缩短一年。但两年后,和所有激进举措一样刹车,回归六年制。二,三年初中以后,通过统考,升到母校高中部。这一班的班主任由校长兼任。为了给领导“长脸”,预先设置“小灶”,编入特别多的学习尖子,以求在全地区所有统考以及高考中名列前茅。三,六年中学以外,加上两年文革,参加遗羞余生,为害天下的“革命造反”。在校园里待了8年,前无先例,后无复制。

       8年,从儿童到少年,从少年到青春的嬗变,从幼稚到发育,从青涩到初熟,价值观、人生观开始成型。是为一生奠基的重要时期。可惜,往事早已沉没在遗忘的大海,钓沉并不轻松。好在,1964年月到1965年月,我差不多每天记日记。两本封皮脱落,好些纸页被蠹鱼啃过,被水渍过,文革后期怕被抄家,在一乡村朋友的猪舍藏过的日记本,可算得网眼细密的小网吗?未必,右派教授吴宓为了消灭先前不经意间在最私密的日记上泄漏“露反骨”的言辞,肆意做手脚,形同篡改生命。17岁的少年不可能和他一般“老奸巨猾”,但“反动”语句即便心里有也不会写入(以那年代的极端胆怯,连“不满”也不敢有)。


全班女生和班主任梁老师(后排左一)合照,应拍于1964或1965年


         且看看和拍摄合照的时间接近的数则日记(每天日记都长达数页,学生腔加革命口号,为了节省篇幅兼遮丑,只摘其大意):


1965年6月1日,星期二,晴

        校园木棉花絮飞舞。下午第七、八节在菜地劳动,收获硕大玉米棒,在食堂煮熟,6大箩,每人分3根。晚间在操场举办儿童节庆祝会。


1965年6月2日,星期三,晴,炎热

       下午语文课外活动,科任老师讲解毛主席诗词《满江红》等,午睡时父来。


1965年6月3日,星期四,晨雾,晚雨

        写诗《刺杀》,内有:“往左!劈!/对准蒋介石!/枪尖下,滚忽雷。把反对派的光头炸碎!”语文课讲《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下午集体往电影院看“越南人民反美反傀儡政权斗争”纪录片。


1965年6月4日,星期五,晴转阴,晚间下雨

       端午节。大批家长带菜肴和粽子进校,传达室和值周生忙得不可开交。到处是棕叶,因吃太多而拉肚子的在厕所排长队。我吃了5条粽子。午后去菜地浇玉米苗。全班冒雨去水库游泳。


1965年6月5日,星期六,午前阴天,午后阵雨

       第五节课后大多数同学赶回乡吃粽子。和二弟骑单车回家。家里4个人——祖父,祖母,弟、妹,都因饮食不卫生患病。二弟也病了,由我送往医院看诊。夜里写学毛著心得。“村里黑沉沉的,几缕星光洒下,看不见月芽儿在哪一边。”


1965年6月6日,星期天,晨阴,午后晴转多云,阵雨

       在家,午后小睡。抄一首以抗美援越为题材的新诗《英雄的老人》,打算投给报纸,又怕被退稿,犹豫中。下午回校,傍晚集体往车内戏院看重庆杂志团表演,至11时多。


1965年6月8日,星期二,多云,阵雨,夜半月

       与初二1班的同学到街头宣传,表演抗美援越的文娱节目,如“三句半”,龙舟说唱。


1965年6月10日,星期四,阴,小雨

      下午第六,七节课举办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为主题的班会,以及小型展览,实物有:校庆运动会青年组冠军奖杯,文娱比赛获奖的秦琴和笛子,生产基地收获的大南瓜、玉米、辣椒,几件很破烂的衣服(经艰苦朴素的同学千缝万补的),理发工具。


1965年6月11日,星期五,阵雨

       下午劳动,本来去郊外种花生,临时改变计划,在校内拆除纱帽山上快要倒塌的小屋。


1965年6月12日,星期六,微雨

        傍晚上街,在银行存进4块钱。在书店买书。从图书馆借到《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批判集》,坐湖边读完。


1965年6月14日,星期一, 雨

        上课到第五节,天稍晴,100米短跑测验。尽管跑道湿,但绝大多数同学的成绩都提高了一秒,我却是14.2秒,惭愧!


1965年7月1日,星期四,晴

       停课复习3天后,今天开始考试。上午考政治,从以下二试题选一:《越南必胜,美帝必败》和《要革命就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下午考语文,作文题:《不要忘记过去——读<<span>从水牢里出来的人>》


1965年7月2日,星期五,阵雨,酷热

       因预报10日有台风,全天停课,去城东大队参加抢割。


1965年7月6日,星期二,午间暴雨

       父亲托人带钱来,10元,足够了。

       班长传达,本校反动标语案侦破,初一3班学生梅某,家庭出身小商,对父亲因贪污被清洗回乡极度不满,以扫帚枝在校内厕所写反标一条。为转移侦查方向,几天后在城外再写6条。我也是出身于小商人家庭的,会不会走上这条道路呢?


1965年7月9日,星期四 多云

       暑假第一天,离校回小镇。因多天在烈日下劳动(割稻,筑河堤),家里人都说我黑多了。祖母抱怨:“整天不戴帽子,晒成黑李逵。”三弟插嘴说:“现在黑才受欢迎。”对门的颂勋公拿下眼镜端详一番,发议论:“这叫健康美,从前的文人,脸像白纸,有甚用?”祖父说:“给晒成檀香木才够格当农民,你看村里的后生,背脊漆黑发亮,水洒下全溜走。”



撇开官样文章充斥的日记,记忆中的1965年,刻骨铭心的有两桩,一是饥饿。长身体的17岁,周末回到家,如果让放开肚皮,七碗台山汤圆下肚连饱嗝也不打,可是在学校食堂,一天才午晚两顿饭,外头的国营饭店推餐车进来卖早餐,但手头无粮票无余钱(我一个月的用度为10元,光膳费就是7元8角,弟弟在同校,也是10块。是父亲从48.50元的月薪中拿出来的,我这般紧巴,在农村子女占大多数的班里,还算中等偏上),只能瞪着冒白蒸汽的馒头和白粥猛咽口水。上午早操早读加上4节课,最后一堂课,莘莘学子哪里有心思听课?下课铃响,学生对拖堂的老师的仇恨,超过样板戏《红灯记》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之于日本鬼子鸠山。老师一声“下课”,早已跨到走廊的脚,在南院和北院两个教学大楼造起的雷声,轰隆隆滚向食堂。不到20分钟,风卷残云地消灭了一盅份量可怜的蒸饭,意犹未尽,敲着搪瓷饭碗,回宿舍午睡。找吃的,成了灵魂和肉体一致的呼唤。另外一桩,“政治”成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功课之外,殚精竭虑的是改造自己,因了很不体面的家庭出身——小商人。班里同学,绝大多数的家庭成分是“贫农”,我的同桌泉,是比贫农更光荣的雇农,教我羡慕不置。我的祖父母从当流动摊贩开始,克勤克俭,积累了钱,开杂货铺,解放前夕,买了地皮,在小镇建商铺,经营文具,还在村里置下田产。“小商”不属“剥削阶级”,相当于“富裕中农”,但权势者随时把它升级为“工商业者”即“资本家”,那便是革命对象。而于我,逼在眉睫的是升大学。“小商”这个“家庭成分”虽然未至于像“地富反坏右”那么黑,但愈近高考愈成沉重的十字架。特别是在入团申请被拒绝以后,我更加勤学毛著,多写心得,为了表现改造世界观的成果,我把同学的破衣服拿回家去,深夜开缝纫机。我这绝对的外行,缝了拆,拆了再缝,到鸡叫第三遍,居然马马虎虎地改短好几条裤腿。去年,从前的同桌(他退休前任市委新闻办公室主任)在电话动情地对我说:“务必请你吃一顿饭,那些年家穷,没一件衣服不是人家穿过的,全靠你下补丁。”这成了我值得被纪念的“唯一的”好处。到了文革前夜,工作组进驻,学生更分为左中右,我当然成为右派。和我情同手足的旺是团员,贫农出身,成了核心分子。为了避嫌,我主动疏远他。2006年,在母校举行毕业40周年聚会,阿旺和我见面,握手(上一次相逢,是我出国前的1979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牙齿怎么样?”因为当年他的牙齿号称“能咬碎石头”,食堂打来的一份饭,他“扔”下肚,只消30秒。他的第一句话是请求我原谅,“你要我载你弟弟回家看望患病的祖父,我不肯,因为要和你的‘资本家家庭’划清界限。”我下意识地从鲁迅的《风筝》搬来了标准答案:“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文革中参加宣传队的本班女生



        1966年6月,是极为特殊的月份。按照惯例,7月5日将举行高考。此前,毕业试已考毕,报考志愿表也填好了。(班主任在一天晚自习找我去,动员我把第一志愿“中山大学中文系”改为“北京大学俄语系”。说是平衡志愿的需要。我只能应命)。命运的决战在前,考进理想的大学,这辈子有了着落;考砸了,回小镇当无业游民,怎么面对父亲?以前他为了对付胃疼,每天中午吃一只一毛钱的包子,我和弟弟上中学以后不得不省掉这笔开销。老师已不上课,但发来油印的复习提纲。校内气氛紧张之极,一个个眼皮浮肿,眼神茫然。凌晨,宿舍唯一亮灯的厕所,有人在啃书。

        同时,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晓得,书桌的位置,是凶险的运动之海的边沿,随时被吞噬。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发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设在通往食堂的石板路旁边的阅报栏,每天贴出的《人民日报》和《南方日报》,硝烟扑鼻而来。县委排遣的工作组进驻后,本来不失友爱的课室,阶级即“出身”的对立渐渐强化,那些上自习课时有幸被招到某个不公开地点参加工作组召开的“核心碰头会”的同学,进出时带上又侥幸又害羞的神情。我等自知成为“贱民”,失落感难以名状。

        6月13日晚间7时,高三级4个投入最紧张复习的班,被紧急召集起来,为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工作组长预先打了招呼,今天的新闻极端重要。许多同学手里握着学习资料,站着听。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大意是: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花时间搞深搞透,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广播结束,每一张久久张开的嘴巴下意识地“啊”了一声。事不关己的工作组成员在讲台前站成一排,悄声交谈。缓缓地,嗡嗡的声音从各处响起。愕然的,茫然的,如释重负的,如出生天的,反应千差万别。我属于“偷着乐”一类,尽管从老师到同学,多数认为我铁定进名校,“一个不小心进北大”。只因为高考所造成的压力,远在进考场前,已教人喘不过气来。但是,所有在场者都没有预料到,高考遭取消,是我们成为“特别倒霉的一代”的醒目标记。和童年及少年的经历合并起来,我们所吃的苦,所熬的饥饿,所体味的贫困,绝望,破灭,远远超过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各代。

        校园里花草并不在乎人间的潮起潮落,凤凰花准时开成火烧云。1965年最后一天与香港左派学校培侨中学的学生,交流过学毛著的体会以后,一起栽在操场旁边的塔松,长出茸茸的叶鞭。(一年以后,他们之中的一部分狂热者在“反英抗暴”前沿以土制炸弹袭击香港警察)。我远远看着在池塘边的相思树下开秘密会议的小组,里面有从前同穿一条裤子嫌肥,如今见面别过脸去的朋友,心里打翻了五味瓶。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类似封建时代科举的高考,遭到初步的清算,今后要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我对着“阅报栏”上的《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论,心往下沉。6月“高考推迟半年”的通告尚使我获得苟且一时的快意,但这一次,使我透彻明白前途的灰暗。我这等出身“不怎么样“的人,唯一的优势是学习成绩,从此没戏了。

        从1966年7月算起,到1968年8月,我们还在学校。自从毛对刘邓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作出严厉批判,县委派来的那一群狼狈撤走以后,当地部队派来一群小军官,主持军训,负责高三1班的是粤西人梁排长。我们每天在操场上学立正,排队,行军,以木枪练习刺杀,成为准士兵,直到1967年上半年。然后,各班不复举行任何活动,高三1班解体。2003年,我回母校参观,发现我们用过的教室依然是“高三1班”,悲喜交集,在桌椅显得特别矮小的空间徘徊,依稀见到自己在最后一排,以桌上夹在两个书架中的书本座掩护,偷偷读作为反面教材的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

        按理说,尽管无课可上,老师先是拿上班时间学习政治,反复洗脑,再就是写互相揭发的大字报,同学们都在学校,占着宿舍(图书馆早就关门大吉),召集大家补拍一个毕业照并非难事。可是,波谲云诡的文革中,学生和老师不再以班,以级为单位,而换上了时髦的“派”。一中内部四大组织——红旗,五二五,造反有理和工农兵,和广东省社会上两大派——“红旗派”和“东风派”对应,前3个为旗派,最后一个为东风派。形成分明的壁垒,缘于1967年5月19日一中旗派的过激行动:他们先勒令县委会把原工作组的组长送回学校,接受批斗,不获回应以后,即啸聚数百人,冲进县委会大楼。那天是星期五,衙门中人听到风声,预先走避,里面空无一人,连门卫也躲起来。我们在“红色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红联总”)虚张声势地打砸。并无明确目的,吓唬人而已。一无所获,打起大旗,拉队上街游行,狂呼一通口号。我算是稍有宣传头脑的,从总部提起一桶墨汁,拿走一杆大毛笔,随着游行大队,在马路上刷下“打倒保皇派红联总!”“彻底清算原一中工作组迫害师生的罪行!”自此,高三1班和其他班级一般,多数进了旗派,少数成为东风派。另有小部分,看透世情或为生活所逼,不再恋栈学校,回乡村出勤挣工分或外出打工。

       以下的事件,只和“派”相关(高三1业已遁入历史):一中旗派联合其他中学,在同年6月6日,在公安局门前绝食,抗议对方的“老保”偷拍大字棚,作为黑材料存档。在夏日的烈日下曝晒,拒绝解放军送来的面包(水则狂饮),长达两天一夜,回到学校,5顿没有吃的午饭和晚饭,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内。这又是胡闹,指控对方的罪名,并无确实证据,无非是赶全国刚刚兴起的时髦,为绝食而绝食。再往后,顺应全国的潮流,武斗愈演愈烈。我这个文弱书生,也挎起一个盛满石块的书包,在校门外的橘子林埋伏。因为那一晚校外传来消息,东风派民兵将偷袭一中。半夜过去,毫无动静,骂咧咧地回宿舍睡觉。1968年1月5日至7日,在军队支持下,东风派调集持轻重武器的民兵,不费吹灰之力,攻陷旗派据点西园。威风一时的旗派一败涂地,头头被清算。高二时的语文老师,被冠以“坏头头”的罪名,拘押在看守所近一年,出来时全身浮肿。1968年8月初,学生被赶出校门。我以破自行车载着小铁桶、被盖和衣服,这些在宿舍厮伴8年的行李回家去,一路流泪,为了旗派的完蛋,更为了自己的前路。回到小镇,祸事未了,县军管会主任、野战军张团长在万人宣判大会上恶狠狠地宣告,“明天是我们的”这一标语纯属“反动”。而它,是我离校前的夜晚,满怀对造反派全线崩溃的不甘(我们可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出生入死啊!)而贴在正对军管会大门的大字报棚的,每个字大小为一张报纸丁方。如此,我可能获得“戴镣长街”的殊遇。可惜张团长不敢真的对学生动手,我在家偷偷准备的坐牢用具如牙刷手巾没派上用场,失望良久。在小镇当了3个月无业游民(须知拒绝这一出路,是我准备高考之际最直接的心理动力),11月初,汇入全国上千万知青下乡的洪流。


同窗八年的女生,临别依依,拍照留念(她们的大半,如今在美加定居)



         我凝视照片,高三1班作为一个存活数年(可以说是3年,也可以说是5年)的小小集体,定格于50年前那个夏天的一刻。花岗石台阶可是一个富于张力的意象。建校100多年中,多少在校的学生以这个地标为背景照相?多少离校的校友亦然?它就是“铁打的营盘”,而时间的传送带上吞吐的一代代,一班班,一群群,是“流水的兵”。但石阶还上演过旷世的悲剧,我们目睹校长和老师在这里遭受批斗,那是不堪回首的人身侮辱,一位被安上“崇洋”罪名的英语老师,被迫整天高举尖嘴皮鞋,“低头认罪”,手因太累而垂下,戴红袖章的低年级学生举木枪狠命打下。石阶下是最初的大字报棚,几天前同学富在微信群称,我最先贴出的批判工作组资反路线的檄文,题目叫《此反不造,更待何时》,即贴在阶下灌木丛前抢眼的位置。他炫耀记忆力,我却感到滑稽,为了18岁的荒谬。

        在乡村当知青的1969年,是肉身最为劳累和贫困,心理最为衰颓的一年。和同班同学的联系几乎断绝。冬天家里几乎断粮,往富庶的南部买黑市稻谷,先去同学权家过一夜。发现那里的乡村,勿论贫富,哪一家都无一例外地每天吃三顿饭(我所在的北部城乡,自古至今每天两顿),教我吃惊不小,将之视为“天堂”。当夜,和高三班的两位同学——全能的体育尖子金和武斗中参加过“红卫兵执勤部队”,去滨海的军营抢枪的权,越过冷月下白霜闪烁田垌,去拜访曾任一中旗派司令的校友,这位当过兵然后回校复学的校友,在叱咤风云的司令任上,对任何问题、事件,一概以冷冷的微笑加沉默对付,因之赢得广泛的敬意,说他是“良贾深藏若虚”型。煤油灯下,低声交谈。深巷犬声如豹。所有的眉头都皱着,心里压着大石: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深谈的末尾,司令一板一眼地说:“等着,中国15年后必变!”在场者无不诧异,兴奋,一个劲追问:“什么变化?有什么依据?为什么不早些不晚些呢?”如此绝望的国度,如此压抑的人生!有血性的关在牢里,死在刑场;敢冒险的戴上用一串避孕套做的救生圈,在南海的怒涛上,在边防军的枪口和警犬的唁唁下,作生死一搏。我们这些窝囊废只能巴望。不变只会憋死。“反正变化大得在任何人的想象之外!”前司令矜持地打住。走出“司令”的家门,白霜更加皎洁,鸡声在远近起伏。唉,“天亮”在15年后,太迟了!但好歹有期限。两年以后的林彪外逃的9·13事件,7年以后四人帮完蛋,我掐指算着,早是早了,还不算“巨变”吗?到1983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全面铺开,天翻地覆的变局终见端倪。那一年我在旧金山当新移民,偶遇台湾来的旅游团,闲聊中道及我在大陆当过红卫兵,他们又惊又喜,围着我,如看熊猫。


1968年初夏,文革狂潮中造反两年的一中“五二五兵团”部分成员,散伙前合照留念



        如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是着眼于血缘;那么“班”也是,它是不但年龄近似,连智力与经历也近似的个人组合而成的。参加文革全程,成为红卫兵的骨干,是“老三届”区别与此前此后任何一届的“招牌”。而我们这一届,是其中受正规教育最多,年龄最大的。如果史上为祸最烈、最不该发生的文革不曾发生,我们参加正常的高考,那么,生命的版图是否全然两样?这是可以肯定的。而况,高三1班的聚集了较多的尖子,他们的智商奇高,且能在应试教育体系内保持沉着而敏锐的本色,相当数量考进名校,而绝大多数非尖子也考进大学,应是没有疑问的。若然,有一批人在事业上获得高低不等的成就,取得声名,实现梦想,过上和理想较为合辙的生活,怎么看也是顺理成章吧?

        作为从头到尾厕身风暴前沿的红卫兵,一方面耳闻目睹,一方面从大串联的所见所闻以及从满天飞的小报、传单、号外得到的资讯,加上文革以还出版于海内外的回忆录,我的反省从开始时的痛切,沉重,渐渐变为深入与宏观。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显而易见的损失,诸如大批有成就的文化人、科学家死于非命,武斗(其实是内战)中横死的老百姓,包括孔庙在内的文物被毁,这些仅是冰山一角。冰山在水下庞大的基座,乃是社会在不可见的深层的退化。万劫不复的“倒行”,起自我们这一代。潜能惨遭压迫,扼杀,一如以人工流产消灭新生代,以开水泡种子消灭收成。正因为处于生长状态,未来尚未显露太多端倪,隐形的失去更加教人扼腕,负面影响也更加长远而深入。自然,论诚信的沦丧,道德的殒灭,则开始得还要早一些。


文革中参加“五二五兵团”的女生们,摄于1968年6月



        又是“头尾集”!从1968年起,高三1班的同学星散,除了2006年为庆祝毕业40周年,在母校一部分见过面以外(太匆忙,也太浮面,无法作深度了解),基本上失去联系。隔绝状态维持到2015年春。中段缺失,即过程缺失,葱绿的秧苗一下子成脱粒后的稻草。

       是年春日,我在加州北部小镇核桃溪,门外有娇憨的松鼠,屋子里我怀抱着5个月大的外孙女, 她哭闹了一会,伏在我怀里入睡。我抽出一只手,打开Ipad,进入微信。置顶的“高三1”群聊是我最先关注的。这里有一群人的青春。但并非1965年前后那段岁月的原汁原味,而是在50年人生所造“镜面”上的投影。镜子属于每个参与者,映像是完整还是破碎,是清晰还是模糊,是平面、凸、凹、哈哈,还是谷歌眼镜一般最新的智能,端看各人造化。群聊里更有一群人的老年,但并非立体的巨细无遗的“当下”,而是“最想让老同学看到的一面”。一如会客,一如相亲,一如见工。我们来自“面子”就是一切的民族。

        在群聊里看人,是资深写作者的习惯。有50年的印象打底,参照,我至少能够和瞎子摸象一般,“摸”到老同学们从青春的彼岸到晚年的此岸,其间产生了怎样的“窑变”?首先感到,大家不约而同的“不说”颇有讲究。不说家事,不炫富逞才,不以“近来常委会要我主持一个重要项目”作为不露面的原因。不以“我的寒舍”为题,放上豪宅的多幅巨照,不以“我本来不要,老公非要买”的撒娇为情人节造势,附上钻戒和LV手袋的特写。不说自己有多成功,怕碰中不得志者的痛处。不夸儿女孙儿女,怕膝下尤虚者增添伤感。都是普通人,无富豪土豪,无人有秘书、专车、保镖,上坛是为了一起快乐,

       聊什么呢?聊目前趣事。结伴去怡和温泉。联袂游梅家大院。家乡的一群去郊外喝牛骨汤,尝黄鳝饭。聊美食。教做家乡美食“咸虾猪手”。腌制腊肉,公开独得之秘:“用山西汾酒。选晚秋干燥天气,获赠冬天悬于暖气炉旁。关键是用足量砂糖,使之爽脆”。聊游子梦里的家乡。国内的同学跑到现居华盛顿的同学的儿时住处,拍下贴出,那是老旧的骑楼。聊花,种兰专家谈吊兰、虎皮兰、跳舞兰、石斛兰、万代兰,莳花高手贴出家里的朱顶红、三角梅、紫罗兰、杜鹃和昙花。一时间,人人嗅到风信子的芬芳。聊爱好。太多空闲的退休生活因它而光彩夺目。我高三的同桌泉展出他的摄影作品,人人惊呼“不得了!”原来,摄影一直既是职业所需(他诉搞新闻之苦,说连报道地震也受领导批评,理由是:地方不安全,外商谁敢来投资?)也是爱好。不久前以400幅得意之作举办展览会。在洛杉矶的灿,为新年贴出在“老人活动中心”国画班完成的新作,又引来喝彩(这位全班公认的高材生,昔年已是墙报黑板报的当然美编。他毕业以后,同学们找遍海内外,音讯渺然,今年才通过乡亲联系上了。以50年前的聪明和定力,国家如提供正常的教育环境,他在某个领域取得瞩目的成就,可能性甚大。他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进热带作物学院,毕业后从事研究。近30年前出国,专业知识勉强用得上,在一家科技公司当工人。两个儿子都是硅谷的工程师。) 

       在群聊中,我贴了一首自由诗,歌颂群聊发起人权头上的“毛”,大意是:1968年初春,我和你躺在第三宿舍前的草地上,懒洋洋地看紫荆树梢头的夜空。你告诉我,你回到家,妈妈偷偷检查我的内裤。我知道,她不担忧你一次遗精,使她失掉多少孙儿女。而是怕它沾上和红袖章一般猩红的处女的血。那一回,你仰向星星的头上,头发丰富得一如天安门广场,高高举起的年轻手臂。好毛!都乌黑,不羁,带着油腻,以及愤世的头皮屑。回来,你的毛被岁月一根根地拔掉了。这是有理由的,谁教你在和我同班那年,官拜“劳动委员”以后,尚不知疲倦,退休以后,积宦至纽约台中校友会副会长呢?你为墓志铭赚上足够的资本,于是,赔上按根计算的毛。(比如,拟一个计划丢5根,组织一次球赛赔10根)。于是,我把全部热情,贯注于你幸存的毛。是内华达一望无际的沙漠,骄傲地生长的仙人掌啊,是光洁无比的黄土高坡,温柔地偃伏的仙草啊,纽约漫天大雪,掩埋不了,它们从绒线帽旁边探出狡猾的梢。在台城,和老同学聚会之际,它们不屑地傲视邻座的光头。文革年代最亲密的战友:我的愿望十分简单——下次在纽约唐人街茶楼把盏,我要拔你的毛一根,珍藏于火柴盒,标签为:“时光拆迁潮中的伟大钉子户”。

        高中三年间和我最要好的旺,在群聊放上一幅一排假牙的照片,要我写它。我写了《你的牙齿》,大意是:

        我确切知道,你的青春期,牙齿生长于极困窘的牙床。在冲蒌的老屋,我见过你瞎眼的父亲(他在灶下摸索着生火),一脸愁容的母亲,嫁给香港打工仔的姐姐,一身泥巴的弟弟,一个无时不为明天的充饥物和你兄弟的学费、膳费焦虑,然而充满温情的家。那一回,你和俊俏的老婆,刚刚出生的儿子,造访语文老师的家,与我不期而遇。我就此以为,你雄赳赳的牙齿,只品味甜蜜。人生如豆沙汤圆,囫囵滑下喉咙。然而,漫长的坎坷开始了,动过开颅手术,后来又摔断腿的苦命妻子,年幼的孩子,饭碗。你眉头也不皱一下,把所有荆棘,全部苦楚,带着泪,带着血,带着妻子的呻吟,带着寒风中摇晃的星星的光芒,默默地塞进嘴巴。漫长中年,以臼齿磨碎痛楚,以犬齿撕扯贫穷。吞下去,吞下去,喂养一条好汉的全部营养竟来自绝望,置之死地而后生。然后,牙周病如期而至,抵御灾难的堤坝,理所当然地功成身退。“假牙是真的假牙”——你强调。这不很好吗?假牙也能品尝生活的真滋味,且把假牙作为对吃了大半辈子粉笔灰的旺,骑自行车在村道飞驰的旺,对有亭亭玉立的孙女的旺,致敬和补偿。前年参加过旺的儿子婚礼的同学们,以目击的至为动人的场景作证:旺的太太依然好好地活着,有点结巴地迎接客人,这就是真正好男人,成就的巅峰!

        群聊中,老头子和老太太们回顾半个世纪的经历,共同的至大遗憾是:晚年结帐,成绩单和出发时的期许对照,相差太远。套用革命导师列宁(据说他在俄罗斯已被定性为卖国者)的名言,曰:“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然而,也有例外,我写了《有感于雷杰当年的外号》:

        高中二那年,我成了火热心肠的雷杰的第一个病人,他以从深山采集的草药,为我治举重闪了的腰。可见,他是有当医生的天赋的。同时,神谕一般,他获得“阉鸡杰”的美号(谁起的?谁该受封为高三1班的临时上帝!)上学那些年,阉鸡的豪杰背着绰号,在凤凰花开的校园里,谦卑地潜伏,然后,他考进大学的兽医专业,成为货真价实的阉鸡师傅,连带地,对付猪和牛的疾病。功德无量的雷杰,没有他,市场没有肉卖。我歌颂鸡的计划生育专业工作者,他以小小钢索利落地套出,一颗颗精致如鸽子蛋的卵子,鸡叫也不必叫,从此变性。30年,制造多少鸡的太监?胜任愉快地预防小母鸡们受性骚扰。一个早期的外号,成就一生的志业,除了他,还有谁?可能是高三1班唯一的奇迹——兽医雷杰。


文革中留影,可看到肩挎宝书袋?



        在尘埃落定的老境,斤斤于成败得失,除了教心境难以安宁以外,毫无正面意义。“淘进黄沙始到金“。一如我们欣慰于集体记忆中的文革,在最疯狂的群发狂热,如破四旧运动,如批斗校内牛鬼蛇神,作为最高年级的哥哥姐姐,没有向任何一位师长动过一个手指头。

        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们穿越所有不测,把虽不“风光”但尚称安稳的人生延续到新世纪,套王鼎钧先生的名言:“在乱世,活下来就是胜利。”大跃进年代,同校的4位高年级同学,在修水库工地苦战通宵,下工时一枚哑炮突然爆炸,他们连全尸也没存下。在杀机四伏的文革,如果我们活在广西,会不会像那位校长的女儿一样,和同学们一起,剖开父亲的胸膛,割心脏的小块下酒?如果住在湖南道县,红五类出身的同学,会不会挥动长矛,把“反动家庭”的全体成员(包括婴儿)刺死,再踢进大坑?如果成长中山城重庆,一些名字会不会嵌在如今野草蔓生的“红卫兵墓园”?即使在相对和平,暴力未到巅峰的家乡,同级的高三4班一位同学,在武斗高潮中因玩小口径步枪走火而丧命。我们呢,躯体无损,一半靠老天,一半靠自己,理性的良知的底线总算守住,尽管被史学家加上“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不能不承认,少年和青春期横遭极左思潮的摧折,多少失去人性的纯真部分、善良部分。而我们嚣张之极的“红卫兵牌号”的理想主义,梦醒后更成为刻骨的讽刺。

       “好歹对得起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共同心音。我遵同学灿林之嘱,歌颂“今日之我们”一个颇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没有肚腩:

       肚腩,乃膏粱之别称,财富之代号,官位之象征,老之招牌,丑之标记,厚重与宽容之内涵,云云,云云。然而,各位老同学,无论男女,不但一概排斥之,而且得意地展示各自腹部之平坦,腰围之纤细。是啊,和肚腩绝缘,我们得天独“薄”。只因书生的清贫,工作的劳累,养家活口的压力,把脂肪一点点燃烧。不曾飞黄腾达的人生,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失败:身板没有触目的造山,因吃香喝辣而积聚的赘肉全属于别人,而我们的脑部,得益于世俗残酷的清洗,所以,老来冷隽而淡泊;我们的肠胃,托庇于与生俱来的节食,所以维持40岁的干练。我们轻快地抵达老年。都不是徐才厚,不在乎“将军肚”。而且,何苦纠缠于并不存在的玩艺?没有肚腩的群体,岂仅仅为此而踌躇满志?真全的镜头收入的黄山,就是青春理想的雄奇化身,灿林笔下的梅花,一点点都是鲜艳的天地之心。世事混茫,我们负手冷观。且看超杰以太极剑指点山河,且看伟明以舞蹈的姿态扫雪,且看德富轻灵地奔走在石鼓村前松林,且看锦珠和洁芝在微信里甜甜地微笑,不胀的肚皮何必藏上苏东坡的“不合时宜”?新年将近,兆权可能因送出最后一些头发,而成为新设的“光头党高三1支部”的第一任书记,我也要申请为预备党员。没有肚腩的高三1班,以健康,以玩世的笑,洋洋得意地走进羊年。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千古不朽的《锦瑟》诗,这个结尾许多人背得出,成为所有以“怀旧”为主题的事件(包括文字)的例行结尾。倘若不甘于浅尝辄止,从“惘然”再走一步,我想从自己50年前的日记发点议论。

       与拍集体照同期的日记,为什么每天都一两千字,很少间断?主要动机是练笔。上高一时,我送给自己16岁生日的,是从新华书店买的,名叫《“小管家”任少正》的短篇小说集,薄薄的,价1毛8分,出自后来写了臭名昭著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浩然之手。虽然这一天饥肠辘辘依旧,无蜡烛可吹,但誓言发了:这辈子要当作家!万丈高楼从地起,日记上的汉字是最初的砖石。次要动机是“表现”。日记没有带锁,只放在课桌下谁都可以打开的抽屉,写“革命”的文字,是入团之必要,升学之必要,未来饭碗之必要。雷锋叔叔就是靠日记出名的。

       今天,小心翼翼地打开行将散页的簿子,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在功课、校内劳动、校外抢割和防洪、行军、学毛著、做好事的间隙所写下的(粗算该有10万字以上),并没有闪烁一星半点“天才的火花”。平庸,空洞,做作。既缺青春的纯真情怀,正常发育的少年应有的憧憬,在极敏感的“华年”,何以对爱情,对友谊,对大自然如此隔绝,没有作出丝毫出自真情的刻画(哪怕限于皮相)?内容仅是:浮浅和芜乱的流水帐,伪造的心理活动(学习毛著以后如何转变),从文件和报纸抄来的时调。不能不说是从童年的倒退。9岁,为关在火柴盒的天牛死去而半夜哭泣。12岁,暗暗爱慕同班的一位大眼睛女生。初中一年级,我的第一篇作文,先被老师审问“真的是你写的?”然后“贴堂”,为我赢得“早慧”的名声。4年之后,幼芽不但没有成长,反而被无日无之的“思想斗争”扼杀了。里面数十首新诗,无一不是口号,貌似“豪迈”,但构思陈旧,表达拙劣,连在县级小报登载的水平也远没达到。

       这说明什么呢?3年后,即下乡当知青的20岁比较,同是日记,却有了质的改变。与曳尾于泥涂的乡村生涯同步的,是歌德的《浮士德》,普希金的《奥金·奥涅金》,更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所引领的文学启蒙,蒙师乃是从广州被清洗回乡的诗人刘云云。可以说,高中3年,我所受的所谓“正规教育”(文革刚刚结束时,人们面对完全崩溃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张铁生的“白卷”,爱称赞文革前十七年),对自身的人文熏陶,写作的准备,并无多少正面意义。可见思想的自由,成长期对纯真人性的维护和激励,何等重要。高中毕业以后我找到正路,无乃是此生最大的幸运。


 参加国庆节节目表演的女生,前排右一是导演郭冰玲,已辞世。


 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从家乡移居美国。在旧金山一边打工,一边笔耕,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2种。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

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

 2018年《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统计报告,刘荒田名列2017年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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