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水产种苗养殖研究社

一名剑桥学者的感叹:中国崛起,为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高层内参考 2018-10-11 09:47:05


作者:马丁• 雅克

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A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

来源: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大国雄心》前言

21世纪商业评论(weixin21cbr)



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 雅克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会以一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颠覆西方国家200余年来的主导地位。


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却依旧沉浸在旧世界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现在这个世界处理问题的范式与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


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却很少设想世界是否还会呈现另外的模样。


西方经验的狭隘性


以全球化为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大压力,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融合和同质化的态势,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例证。


然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对本国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进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它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固然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例如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大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马丁• 雅克(Martin·Jacques)


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压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断融合、趋同;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又不断呈现出离心化和本土化态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那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


结果,发达国家与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都被视为发达地区。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显然,趋同的压力将导致前者,而离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将导致相反的趋势。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规范。此外,那些自认为比他人更加先进、更加文明的民众和文明通常都觉得,落后的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仅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 个国家为例,届时它们在本质上几乎与西方无异。


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福山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


如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甚至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其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


在20 世纪下半叶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才具有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也只有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但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 世纪70 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1945 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强劲对手,到20 世纪80 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 战败后一直被美国占领,直至1951 年。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制定的,无权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护不得不依赖1951 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日本的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全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言之,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笔下的“欧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


实际上,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现代性经验或是欧洲的,或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


然而,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200 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那些拥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就越发明显。


中国影响力不限于经济


我认为世界上并非仅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全新的、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直至20 世纪50年代末,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70 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


一些特征曾或多或少地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


1950 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3倍,所有亚洲国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


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还存有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


过去30 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也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制度,现存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


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 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




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 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届时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


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中国也必将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力量。


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久,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征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


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剔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乎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东亚国家虽然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这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


根植中国历史的四个主题


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首先,不应该仅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中国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只在20 世纪才开始自认为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早在中国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认同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作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等而化之,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最初一定是由众多民族组成,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占中国总人口92% 的汉族,却坚信中国是由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构成的。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同化。




19 世纪末叶,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


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 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


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


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


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此角度来看,东亚更是如此,已经处于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的根本性误读。


两千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但中国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


所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也为中国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区别开来。


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四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国也是如此,也必将如此。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究竟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


自1978 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完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之中,并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


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加入者。只有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不同:它更民主而非独裁,从而使得这个秩序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包容性、合法性和持久性……它拥有广大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从而富于拓展性。它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实力增长的同时,又对成员保持一定的约束。这就使得这个秩序很难被颠覆,但可以轻松融入。”


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替代。


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


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鉴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自身又与西方迥异,因此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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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在餐桌上开始抱怨海(河)鲜不鲜了,说养殖的不如“纯天然”的……真的是不鲜了吗?

在没做双盲测试的情况下,鲜与不鲜只是说说,在我看来,与其说是不鲜了,不如说是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的过程太快了,大家吃腻了。

试想,如果一年只吃个三五回鱼,谁会抱怨不鲜?如今哪怕我一天三顿都吃鱼,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那么,中国人的餐桌上什么时候开始多了一条鱼了呢?有人也许会说“自古以来”,然而,全国多数地方的普通人都吃上鱼,不过是近三十四年的事情。



每年大闸蟹季节,这张“解放前穷人吃大闸蟹度日”的老照片都会在网上出现。不过这张美国摄影师沃特·阿鲁法特(Walter Arrufat)摄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照片只是记录了上海一名小男孩正在吃螃蟹,是不是大闸蟹先不说,以图中的穿着和家什,绝不是当时的贫困家庭


“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有一个“鱼刺事件”。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双水村田海民夫妻办起养鱼场,给了全村每家几条鱼,引起“轰动”——村里绝大部分人没吃过鱼,认为“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有些人家没来,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

即使是现在,到东部沿海上学的中西部学生,如果之前没见过,他们第一次见到螃蟹、海虾时,表情也很有趣。

怎么烹饪这几条鱼难倒了全村的家庭主妇。有的被这“怪东西”吓得不敢动刀,只好让男人上手,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

至于做法,除了蒸煮红烧,还有在鱼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有的竟然不知去鱼鳞、挖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都吃了……最严重的是,当天不知有多少人的喉咙上扎了鱼刺!后来,一个有经验的人——年轻时他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吃过几次鱼——提议大家回去用醋软化鱼刺。

《平凡的世界》的原型是陕西省的农村,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有点儿荒诞的小喜剧揭示了一个现在看来难以想象的事实:直到80年代,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方,如果不是生活在河边湖边,几乎没有吃过鱼。



传统剧目《打渔杀家》讲述的是英雄萧恩(阮小七隐居易名)父女反抗渔霸的斗争故事




或许有人会对此嗤之以鼻。的确,一提起中国,人们的印象就是“地大物博”,而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在我国源远流长。中国自然条件优越,历史传统悠久,经验技术丰富,你这个结论未免太夸张了。

实际情况是,古代权贵之家或许可做到“脍不厌细”,但对于没生活在水边的民众来说,鱼就代表“山珍海味”,在无法养鱼的条件下——不是说从河湖抓鱼回来养大,而是指从鱼苗养成鱼——水产品跟绝大多数人是绝缘的。

近代以来到解放前,由于三座大山的长期压迫,水产业更是奄奄一息,除了极少数,广大贫苦渔民挣扎在生死线上,内陆渔民有说法“鱼儿出水养三家,湖霸、鱼行和渔家”,沿海渔民则有“渔民头上三把刀,鱼行、税捐和强盗”。

到1949年,全国水产总产量只有45万吨,当时全国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也就是每年人均吃鱼2斤,考虑到当时的保鲜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中位数是极低的。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的创伤迅速被医治好,水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很快就超过战前最高年(1936)产量150万吨,1957年更达到346万吨。毛泽东主席曾预言“三山六水一分田,农业大有可为”。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政策、技术等种种原因,水产业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吃鱼难”的呼声迭起。“吃鱼难”最终惊动了中央,水产业后来成为全行业试点。



谁说“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




政策的落实离不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则是我们现在“吃鱼吃到腻”的坚强保障。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水产养殖人突破了一项又一项技术,让西北边陲的农村也能告别“吃鱼难”。

以“四大家鱼”为例,青草鲢鳙现在几乎随便走进一家饭馆都可以点到,但在1957年以前,要在水产市场买到四大家鱼谈何容易?这巨大变化离不开一系列学者的汗水和智慧,谭玉钧、钟麟、刘筠……当广大吃货们在尽情享用清蒸鱼、水煮鱼、豆花鱼、糖醋鱼、烧烤鱼的时候,不妨也看看这串名字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当时四大家鱼的养殖技术也有,但仍基本延续唐朝的传统——从自然江河里捕捉幼鱼,再实行人工养殖。

千百年来,我国淡水养殖的鳙、鲢、青、草、鲮等主要养殖鱼类的鱼苗都是从长江、西江等河川装捞的,渔农必须到鱼苗产地购买。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购回鱼苗的成活率还很低。如果能够把池养的家鱼用人工方法繁殖鱼苗,那么,鱼苗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957年,谭玉钧受命负责江苏和浙江的家鱼繁殖,当时日本专家断言“家鱼不可能在中国繁殖成功”。谭玉钧不信这个邪,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条与英国专家不同的技术路线,最终在1960年解决了鲢鱼、鳙鱼的人工养殖问题。



四大家鱼人工养殖之父—鱼类生理生态学家钟麟




钟麟则早在1953就系统地投入家鱼人工繁殖研究。1958年6月3日,他成功地使池养鲢、鳙在池中自然繁殖,获得了3万多尾体质健壮的鱼苗,从此结束了淡水养殖鱼苗世代依赖江中装捞的历史,开创淡水养鱼历史的新纪元。

作为我国“四大家鱼”人工繁殖的先驱,钟麟的成果世界领先,1965年获国家发明奖,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享有“家鱼人工繁殖之父”美称。

此后,钟麟又与科技人员,相继突破了草、鲮、鳊、青等鱼类人工繁殖关,使我国淡水鱼类全人工繁殖技术及其理论一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刘筠是也是我国著名的鱼类繁殖和育种专家、中国水产学会原副理事长,他被业界称为“鱼圣”、“鱼院士”。

他用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在理论上建立了系统的中国主要养殖鱼类(四大家鱼为主体)、中华鳖(甲鱼)和食用蛙类的繁殖生理学,实践上研制了养殖鱼类和水生经济动物人工繁殖和育种的技术体系;

率先应用细胞工程和有性杂交相结合的综合技术,在国内外建立了第一个遗传性状稳定且能自然繁殖的四倍体鱼类种群,成功地培育出优质的三倍体鲫鱼和三倍体鲤鱼。

“四大家鱼”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在我国水产养殖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彻底结束了千百年来我国“家鱼”养殖业的鱼苗依赖江河捕捞的历史,摆脱了自古养鱼“靠天吃饭”的状态。1988年,全国淡水养殖产量达到390万吨,居世界第一。这是淡水养鱼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



初中生物课本配图:主要淡水鱼的混合放养




非洲鲫鱼(罗非鱼)的成功引种和养殖也是一个范例。

早在1978年7月,长江水产研究所率先引进22尾尼罗罗非鱼,开展了一系列的试养和研究工作,随后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珠江水产研究所和国内有关科研教学机构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使罗非鱼养殖迅速在全国普及。近年来,我国罗非鱼养殖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珍贵的鲟鱼的养殖技术也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的,当时只是成功获得了人工繁育的鱼苗,直到90年代才突破了鲟鱼苗种全人工繁育、多模式养殖、产品深加工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使我国成为世界瞩目的鲟鱼研究和养殖大国。2008年,我国的养殖鲟鱼产量达到2.14万吨,占世界的83.3%。

“桃花流水鳜鱼肥”,鳜鱼池塘人工养殖试验同样始于50年代。1958年就有不少地区捕来天然鱼苗进行试养,试验显示鳜鱼可以在小水体里养殖。70年代江苏、浙江、湖北等省在鳜鱼的人工繁殖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人工养殖得到推广和发展。至80年代末,从人工繁殖、苗种培育至商品鱼饲养的全人工养殖工艺技术已基本得到完善。



吃河鲜不难,吃海鲜也不再难




淡水鱼之外,中国的水产养殖人也早早开始探索海鲜的养殖。上世纪50年代,黄海水产研究所就开始研究对虾养殖,从对虾高效养殖、配合饵料开发、全人工繁殖等环节进行攻关。

上世纪80年代,“对虾工厂化全人工育苗技术”获得成功,使我国对虾养殖业进入到规模化时期,掀起了我国海水养殖业的第二次浪潮,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该成果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特别奖金奖。



人工养殖的对虾




如今,鳗鱼苗仍有“软黄金”的称号,也正是因为鱼苗的人工繁殖技术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捕捞野生的鱼苗进行养殖。

实际上,我国对鳗苗人工繁殖问题也非常重视,从1970年代开始就一直被列为五五、六五、七五、八五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仍处在领先水平。2010年,日本第一次完全人工繁殖日本鳗鲡获得成功,但是离产业化仍有相当距离。

就在两月前,又一种鱼类接近人工养殖成功的新闻再次惊动了吃货。

带鱼的美味,也一直被吃货们所念叨。渔民捕捞这种鱼类的历史非常长,但渔业专家一直想攻克驯养技术,道路非常曲折。带鱼有着“离水即死”的魔咒,别说人工饲养,连老渔民都几乎没见过活的带鱼,国内也没有养活带鱼的记录。

这个世界性的大难题,被浙江的舟山水产研究所攻克了。

东海有四大著名的海产是大黄鱼、小黄鱼、墨鱼和带鱼,除了带鱼,其他三种的养殖技术早已被人类攻克。人们现在能够吃到物美价廉的大黄鱼,人工养殖厥功甚伟。

带鱼生活在深海,带鱼一般是远洋拖网从深海捕捞上来的,上岸就死了。而且带鱼是洄游鱼类,根据水温的变化,每年千里大迁徙,在近海和远洋,以及南方的东海和北方的黄海、渤海之间游动。人工无法提供这样的洄游环境。

此外,带鱼体表没有大的鳞片,容易受外伤,带鱼生性凶猛,同类之间互相残杀,这些都给人类养殖带来了困难。

舟山水产研究所所长徐志进介绍,他们慢慢驯化带鱼,改变它的习性,就像野鸡变成家鸡一样,习性完全变了,这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人工养殖的带鱼(舟山水产研究所供图)


如果顺利,明年上半年这批带鱼可以长到七八十厘米长,性腺成熟,进入繁殖期。虽然离产业化可能还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努力,但就像中国目前还在人工培育松露一样,足够给吃货们留下想象的空间。

………………

除了直接的鱼虾蟹养殖技术,还有很多和水产养殖相关技术的突破也保障了养殖业的稳产、增产、高产,如70年代开始出现的水产养殖用叶轮式增氧机,90年代的盐碱地水产养殖技术、浅水海湾养殖容量、生态优化技术、规模化养殖技术等。每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名单上,我们也总是不难发现和水产养殖相关的技术突破。

如今,随着时光的流逝,“中国多宝鱼之父”雷霁霖院士、“中国扇贝之父”张福绥院士、“养鱼院士”刘筠等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作为吃货,我们至少也要为他们上一束心香。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刘筠,2015年1月去世。


从“谁来养活中国”到“水产养殖业的巨大贡献”




60多年来,我国水产业走出了一条“以养为主”的发展道路,不但成为世界水产总产量第一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惟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的水产大国,目前,我国养殖产量占水产品总产量的70%。

1994年,美国粮食研究所的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Brown发了一篇文章《谁来养活中国?》,文中大胆预测:中国未来食物消费趋向不可逆转的情况会越来越明显,他们正在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路,沿着食物链向上,注重肉类食物的消费,而间接消耗掉大量的粮食。到2030年,全球将没有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中国。   

2008年布朗来华,并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虽然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但他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计划生育和淡水渔业。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淡水渔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对世界是一个重大贡献。斯特·布朗认为,世界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中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的68%,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量优质蛋白质,还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40年来,我国致力于对特种水产品的养殖、繁殖技术的研究以及特种水产品种类的引进和驯养,在贫困地区通过推广成套的综合养鱼技术,使千家万户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布朗曾在考察无锡淡水中心时兴奋地说:“中国真了不起!” 。 



近三十年来,全世界水产品增量中有一半来自中国。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约70%来自中国。自2002年起,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水产品贸易大国。我国还是世界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的主要基地,在国际市场分工中占据重要地位。

2008年,我国水产品产量4896万吨,是1949年的108倍。渔业产值在大农业中的份额由建国初的0.2%提高至10%左右,是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水产品人均占有量由1949年微不足道的1公斤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36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水产蛋白人均消费量由几乎为零提升到目前占人均动物蛋白消费量的1/3左右,有效改善了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使得我国渔业二三十年来在增长方式上发生了质的转变和突破,从以捕捞为主转向养殖为主,从“牧渔”变成“家养”,这是其他农业产业要花费上百年、上千年才完成的过程,改写了世界渔业的发展史和文明史,更是了不起的贡献。

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渔业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国渔业经济在保持“量”稳定的同时,“质”正在提升。2016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与2015年持平,达6700 万吨,人均占有量约49公斤。

这些大数据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怎样体现?

现在犹记得2011年,我去甘肃最靠西北的小县城当志愿者,那是戈壁滩上的干旱地区,我却仿佛身处江南“鱼米之乡”。县城的餐馆并不缺鱼,当地的两个大水库提供了丰富的淡水鱼。有一次聚会甚至摆上了全鱼宴,一桌上了十几种鱼。

回到开头鲜不鲜的问题,在我家乡的东部一座滨海小城,野生鲍鱼120多元一斤,养殖鲍鱼,半个巴掌大的不到10块钱一个,鲜不鲜,还是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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