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水产种苗养殖研究社

瓯江上游 一片残存的江南田园,松阳 最后的江南秘境

在松阳 2018-11-10 07:48:11

在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带——苏杭地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日渐消亡。然而,在浙西南(丽水地区)的瓯江上游,却隐藏着两百多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史料显示,这里曾是中原文化的避难所,也曾是福建客家人北迁的家园。由于这里山环水绕、偏居一隅,才有幸保存着绵延千年的耕读文化烙印。作者、摄影师是土生土长的瓯江人,他们用文字、影像为一座座古村留下了珍贵档案。

进入云和县境内,水流湍急的瓯江变得温柔起来。流经赤石乡、紧水滩镇时,瓯江峡谷中形成了一条山水画廊——云和县境内的仙宫湖清澈透亮,两岸青山层峦叠嶂,茂林修竹掩映其中。一个寒冬的早晨,水面雾气升腾、晨光熹微,远观如云蒸霞蔚。阳光的照射下,雾霭中透出丝丝金光。微风拂来,云雾缓缓转动,早起看护鱼苗的渔民摇着一叶小舟驶来两道网箱舒展着身躯,像是一道浮桥,引领小船驶向神秘的仙山。为了达到理想的光影效果,摄影师采用了逆光拍摄手法,让雾气背后的青山若隐若现,极具朦胧美感。摄影/刘丽莉

为查阅一本清代《张氏族谱》,2005年5月的一天,我走进了山下阳村——浙江省松阳县城郊不远处的一个小村。让我感到诧异的是村子奇怪而神秘的格局:刚到村口,密如蛛网的小巷子就在脚下开岔,数不清的丁字路、断头路互相纠缠着,让人摸不清方向。我转悠了半天,居然没有找到出路,仿佛陷入了一座迷宫。不经意间,我与山下阳村结下了缘分,此后到这里探访了好几十回,试图破解它身上的迷津。通过查阅史志、采访村中老者,我初步解开了村子的秘密:原来,这是一座严格按照星象进行布局的风水古村落。

我越来越好奇:山下阳村是个孤例吗?不久,我听说松阳县的横樟村发现了一块南宋名人题词的牌匾。驱车27公里后,我和一位书法家拍马赶到那里。村边屹立着一棵古樟树,枝干横伸至路外,村名“横樟”便由此而来。那块传说中的古匾悬挂在村里的包氏宗祠里。除了参观古匾,我们有了意外发现:横樟村坐落于封闭谷地中,三面环山,两条小溪穿过村子,在中央祠堂前交汇,形成一个巨大的“人”字。一位包姓老人说,这布局的寓意为“天地人和”。包氏族谱记载,村中有古建十余幢,早的建于明代,晚的建于清代。

除了精美建筑,我们还发现了一段秘闻:祠堂墙壁上的古代包氏族谱说,横樟包氏的始祖为北宋包拯第5代孙包仁;包仁,为南宋进士,晚年“游玩胜景,至松(阳)之蟾湖,爱其山水清秀”,从此定居于此。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全国80%的包公后裔是从这里传出去的,有4万多人,每年都有人回来祭祖。”外表不起眼的小山村,其实暗藏着大乾坤。那一刻,我暗下决心,利用周末、假节日等时间,到浙西南山区寻找那些被遗忘的古村。这一走,一发不可收拾,7年时间下来,我和朋友们已陆续记录、整理了100多个古村落的影像和文字资料。

无一例外的是,这些偏居瓯江上游河谷的村子均呈现出独特的风水格局,遍布丽水市的松阳、遂昌、缙云、龙泉、云和、莲都等地。

浙西南古村落为何这么密集

【编者按】本专题所说的江南,是指文化意义上形成的吴越地区,包括浙江、苏南、皖南、赣北。浙江南部又称“瓯越”,流经此地的最大水系因而得名“瓯江”。瓯江是浙江第二大河,也是浙南地区的母亲河。长期以来,人们多将目光集中于瓯江下游的温州,而忽略了上游的处州(丽水)。地形闭塞,让丽水成为浙江最晚开发的地区;经济落后,让这里保留了耕读文化的原始印记。我们的作者经过七八年调查,在瓯江上游地区找到了200多座保存着传统风貌的古村落。与工业化、城镇化的苏杭地区相比,这里的农村还大面积保持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场景。农业文明日益萎缩的情况下,它们为何能够存活下来?穿过历史尘烟,它们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思考?

阶梯式村落
松阴溪 杨家堂村

平谷式村落
松阴溪 上排茶村

石屋式村落
好溪 岩下村

傍水式村落
大溪 大港头村

丁俊清
高级规划师、乡土建筑专家 
丘陵溪谷孕育了大量风水型村落
处州(丽水)、衢州、婺州(金华)是宋明理学思想家活动的主要场所。当朱熹理学在其他地方被压制后,这片深壑溪谷庇护、传承了理学思想。同时,逶迤起伏的丘陵山区有大片符合风水思想的理想村邑的地形,成为明清风水先生大显身手的地方。风水说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它构建了中国城镇、村落、住宅布局的理想图式。
浙西南的大多数村子均呈现出独特的风水格局。风水是否科学,我们不得而知,但统计学告诉我们,明清以来,风水最流行的浙江,培养的人才最多。这些“进士村”、“儒商村”有一个共同特征:符合风水学提出的理想村邑模式。通过探寻这些蕴含风水思想的古村落,我们可以真正还原过去中国人的乡村生活图景。

阙维民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十分稀缺的“山水—村落—农田”格局
在江南地区,浙西南古村落受城市化的影响最小,所以其传统建筑风貌保存较完整。浙西南古村落大多具有古朴与原真性,并很难得地保存着“山水—村落—农田”格局。在我看来,丽水地区的一些村落,其原真性、完整性及其遗产价值,可以比肩甚至超过某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甚至可以冲击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这些村落吸引了部分文人、学者的目光,其行为对浙西南古村落保护产生了很好的推动。但目前亟需要做的是,应该将这些古村落放到世界遗产的视野中进行考察。从现在起,应该杜绝一切破坏其完整性的活动。在“世遗”理念下,我们需要真实、完整地保护古村落,尤其是“山水—村落—农田”的格局。

赵柏田
作家、文化学者 
浙西南古村落是古典中国的样板
这几年,我走访过丽水的许多古村和老宅,最突出的感受是:浙西南的这片山地至今完好地保存了古典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是器物的,也是文化的,更与日常生活交织着的。在这些地方行走,我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古典中国的醇正气息,一个鸡犬相闻的田园世界。当然,这些画面在别处早已走向式微,甚至破灭了。
对于现代人来说,“古典中国”越来越成为遥不可及的梦。但是,浙西南的山野间保存着这些梦的实体和古典精神,因此我将这方水土视为“古典中国的样板”。独特的人文气息,早就融进了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古人有云:“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在浙西南,我们仍可以看到一种与速度、嘈杂不相干的风雅生活——它只与人们内心的宁静相关。

郑骁锋
独立写作人、散文作家 
这里是“素面江南”的最后领地
客观地说,浙西南长期以来只是江南文化圈的边缘。但是,在苏南、浙北、上海地区,江南的底色早已褪去。此背景下,浙西南古村落的意义凸显,几乎可以被视为“素面江南”的最后领地。以松阳县西屏镇为例,这里有浙江省最完整的明清街市,人们至今仍按传统模式生活着:每家老店都正常开门营业,采药、割松香、打铁、箍桶、钉秤各种老行当依旧正常运转。类似的老街、老村、老寨在浙西南数以百计,绝大部分保持着未加修饰的本色。
我的家乡永康位于浙中,当地东阳卢宅、兰溪诸葛八卦村等古村落虽各有特色,但都充斥着自命不凡的傲气。在浙西南,古村更多呈现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状态,即便豪华如黄家大院,门户设计仍保持着亲切、质朴的风格。

马新朝
诗人、河南省文学院副院长 
中国人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
浙西南有绵绵群山,状如波浪。但是,瓯江上游的松阴溪河谷却忽然矮了下去,形成一片开阔的松古平原。这里的青山像四面绿色墙壁,围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世界。宋代诗人沈晦有诗云:“惟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古人将其称为“桃花源”,可见这里自古少有兵灾刀光,乃安闲富足之地。从魏晋、唐宋到近代,屡有中原人、福建人为逃避战乱至此,将其作为避难所,这里也就成了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融地。由于群山隔阻,文化习性使然,又处于江南文化圈的边缘处,这一带较少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破坏。所以,众多的古迹、文物才能得以完好地保留。
在城镇化迅速推进的今天,经常“怀古”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在浙西南的松阳,面对众多古树古塔、古村古道、古街古坊、古山古寺,我感到了中国传统力量之伟大、亲切、美好。它们是历史留下的陈迹和脚步,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到一种久违的归宿感。这些古意让我浮躁的内心有些安静下来。我曾在一处古村落的旧匾上看到了“南阳旧家”字样。我生在河南南阳,看到这一幕后倍感亲切。几年前,我曾在北方某平原上行车几百公里,没有看到一处老屋,更不要说一座古村落了。这个家没有了,民族的记忆也就没有了。幸好,浙西南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方天地,狭小而珍贵。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才华横溢的文人沈晦调任处州(丽水旧称)知府。上任不久,他沿着瓯江上溯,来到府西北的松阳县境内,写下了一首五绝:“寒流穿曲岸,支径入翠微。山深古木合,林静珍禽飞。”诗歌描述了瓯江支流松阴溪两岸的迷人景色。由于眷恋这里的美景,他最终离开府城,在松阳定居。据明崇祯《处州府志》资料,松阳于公元199年设县,迄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县城在松阴溪之北、长松山之南,故名松阳。

跟沈晦时期相比,松阴溪的景观格局并无太多变化。作为瓯江上游最长的支流,松阴溪还有小支流30余条,两岸阡陌连连、稻浪滚滚、茶桑翠翠,数以百计的古村就隐藏在那大大小小的河谷中。或因山环水绕阻止了外界侵扰,或因耕读传统影响着松阳人的性格,当浙江众多地方早已充满喧嚣时,这里似乎还保持着农耕社会的慢生活节奏。

如果是首次去山下阳村,你一定会迷失方向:它的道路没有一条十字路口,只有数不清的“丁”字路,据说这样意味着“人丁兴旺”;进村之后,一条巷弄就有一个转折,往往连着一座老宅的后门,走过几个转角,又见一条通道。登上后山,我才发现整个村庄是遵循阴阳五行进行布局的,村后的五阳山仿佛一把巨大的靠背椅,对应“玄武”;右侧的天马山则沿着村庄呈条状侧卧,对应“白虎”;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从村东流过,弥补了左侧空缺,形成了“青龙”;“朱雀”所在的南方属火,所以村前设置了一块月形水池,用来“镇火”。

我仔细端详着村南的月池,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别致的地坛,周围则有三座宽敞的大房子,门楣扁额上分别刻着“祥纳启明”、“瑞映长庚”和“南极照临”,正好对应东、西、南三个方位的星辰。一个看似普通的村落,有“四方神兽”拱卫,暗藏阴阳五行,又有内外星象遥相呼应,让人赞叹设计者的用心良苦。仔细打听,三座大屋是村中张氏的宗祠,祠堂正殿在前,月池居中,香火堂和小宗祠殿在后,村子夹承风水、呼应天地,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家族兴旺。我有些纳闷:古时是谁为山下阳设计了这么一个奇特的布局呢?

翻遍《张氏族谱》,我没有找到任何记载,张家族人也无法给出解释。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侯京林博士倒是给出了惊人的评价:“山下阳虽小,却呼应了最神秘的星象,暗合最深邃的阴阳八卦,甚至体现了最莫测的鬼谷子阵法。”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之前差点被全部拆除,后来被文物部门叫停。山下阳的横空出世,为我打开了遐想空间:浙西南还有多少这样失落的精神家园?

疏竹掩柴扉
横岗村坐落在松阳县竹源乡的狭小山谷中,100多幢泥瓦房紧紧相挨。由于平地狭小,古代百姓干脆将住宅建在了山岗上,四周有青松相伴,有竹林掩映,颇具田园风情。横岗村折叠式地坐落在山坳中,房屋层层叠叠地向山顶垒砌,村里的农人在不平整的院落和空地上搭建起木板平台,用于晾晒农作物。

纵横一川水
高下数家村
遂昌县蔡源乡的大柯村,隐藏在浙西南仙霞岭深处,是典型的阶梯式村落。这里处于钱塘江、瓯江两大水系的源头地带,森林覆盖率达到85%以上。这个人口不到600人的小村落,黄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地镶嵌于层叠的梯田间,形成独特的山村景致。专家认为,浙西南逶迤起伏的丘陵山地,是最符合风水学理想村邑模式的地形。

界首是遂昌、松阳交界处的一个溪畔小村,过去声名并不显赫。查阅史志后我才知道,它在历史上曾多次改名:从赤溪到清溪,又改为佳溪,最终定名界首。无论村名如何演变,村庄似乎都无法绕开溪水。的确如此,松阴溪在村庄外围画出了一条饱满的弧线,一道高高的堤坝将村庄牢牢固定在水边。1000多年来,这一带曾遭遇过多次洪水冲击,但智慧的界首人修造了多条堰渠,对溪水进行了分流;从此,溪水的兽性化为无形,紧居水岸的界首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界首人开门见溪,低头遇水,他们的村庄仿佛就漂浮在这明晃晃的水面上。

站在高处眺望的时候,我们又被古人的想象力征服了:界首村整个格局就是一艘泊在溪边的航船。原来,这是一座中间宽大,两头狭小的船形村落:“船头”朝西北方,是当地祠堂的方向。“船尾”朝向东南方,对着一座禹王宫。一棵300余年树龄的参天大树,恰似一根船篙深深地竖在船尾。村子中心,一条长约500米的古驿道是船的龙骨,横向的条条小巷是船的骨架,座座瓦屋就是一块块拼接的船板。

处州府境总图(据清光绪《处州府志》地图重绘)

溪前忙摆祭
松阳县小竹溪村的村名源于松阴溪的支流——小竹溪。《礼记》说:“凡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这个小山村,历史最悠久的祭祀活动就是“摆祭”,也叫“排祭”,当地百姓则俗称“送灯”,一般安排在正月十五至月底。祭祀当日,村民把“徐侯大王”请进村中,在一条村道上将八仙桌排成一列。小竹溪村的摆祭,成为农耕社会的祭祀标本。摄影/张有钢

跟迷宫般的山下阳村不同,界首村的路显得很平整,沿街修建的鹅卵石墙一排排、一列列,大小、高低十分均匀,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典型砌墙手法,一大段街区以这样气势铺排下去,处处呈现着古朴气息。界首虽是小村,却有其独特地位:它地处遂昌、松阳之间,为陆上交通要塞;又是瓯江上游重要码头,上通金华、衢州,下达丽水、温州。如今,整个村庄以古驿道为中轴线,两边坐落着民居、祠堂、拱门、牌坊、学堂、客栈、商铺等各式建筑。

看过多处松阳县的古村落,一个有趣的现象浮现出来:山下阳村张氏来自福建泉州、石仓谷地的居民迁自福建汀州(今长汀)、乌井村黄氏祖先来自江西永丰、内孟村孟氏是孟子后裔、章山吕氏为吕不韦后人、横樟村包氏是包拯的子孙……我和几位摄影师一起调查发现,松阳有百余个村落保留着古代族谱,详细铭记了宗族的起源、迁徙、发展脉络:他们的祖先,有的是晋室南渡、宋室南下队伍中的显贵,有的是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中的流民,有的是清初“三藩之乱”中的闽粤难民。

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移民活动中,浙西南均是一处重要的避难所,这些多元化的古村落也多由移民繁衍而成。只是,他们费尽心思设计出来的家园,给后人留下了太多谜团。

浙西南古村多为家族聚落,往往有装饰华丽的公共祠堂,中心位置设有古戏台(摄影/ 吴品禾)。

耄耋守古宅
松阳县竹源乡的后畲村依旧保持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生活状态。中午时分,一幢幢褐色老木屋外,飘出了缕缕炊烟。图中“风撑木炭火锅”是浙南农村的一种传统用餐方式,陶制的“风撑”分二层,上层放木炭,化为灰烬后自行掉落下层。每年天冷季节,除了满足一日三餐,“风撑木炭火锅”还可以用来取暖。

老屋闻稻香
田夫收割忙
松阳县新处乡的庄后村是一处典型的阶梯式村落,几百幢泥木黑瓦房子高高低低,错落有致。金秋十月,摄影师走进小村,屋门大多轻掩着。原来,人们多数都在田间劳作。由于劳力缺少,加上山中野猪破坏,村里的稻作面积越来越小。因此,即使是秋收季节,也难以看到繁忙的景象,只有零星的几个农人为稻秸打捆。

粼粼碧浪上远山
浙西南丘陵是梯田的世界,有泥土的地方就有梯田。遂昌县南尖岩是仙霞岭余脉,也是钱塘江、瓯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一个清晨,南尖岩的梯田、翠竹刚被春雨洗过,远处青山含黛,近处竹林吐翠。面对这清新柔美的仙境,摄影师情不自禁地按下了快门。摄影/刘丽莉

唐代,李白到缙云看望担任县令的叔父李阳冰,留下了一首诗:“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却思恶溪去,宁惧恶溪恶。”文中的“恶溪”就是今天瓯江的支流好溪,唐代以前因为水流湍急、水害多发而被叫做“恶溪”。直到晚唐大中年间,“恶溪”水患才得以治理。

2012年初冬的一个午后,我和浙江作家赵柏田循着古人足迹,去寻访好溪畔的古村落。我们的第一站是缙云县的壶镇——原名胡陈,因胡、陈两大姓而得名。壶镇处于婺州(金华旧称)、台州、处州结合部,自唐以来就是繁华的市镇。初冬时节,这里刚下过一阵小雨,一路上古木葳蕤,枫叶红遍山野,红杉树像火炬一样从绿丛中伸出枝头。再往水中望去,当年的恶溪早已风平浪静,一路上粼粼细流、嶙峋怪石相伴。

我们下车的地方叫松岩村,四周被数重青山环抱,村前则是好溪的弧形身躯。这样一个山水交汇地带,数幢大小不一的三合院、四合院组成了一个“藏风纳水”的古村落。在所有房屋中,最大一幢有120个房间,被主人叫做“百廿间”,是这个村庄的主体建筑,最多的时候同时居住着300多口人。

站在“百廿间”前,缙云县史志办的陈渭清老师指着门墙说:“百廿间是江南典型的聚族而居的大型建筑,始建于清代乾隆六十年(1795年),宽53.8米,长69米,建筑面积3700平方米,是目前浙南地区最大的单体古建筑之一。”的确,“百廿间”的空间太大了,远远超越我的想象。谁又能想到,一个不起眼的山村,竟藏着这种堪与贵族宅邸相媲美的大宅!一眼看去,“百廿间”的格局很像微缩版的宫殿:门楼、前厅、中厅、后堂组成一条中轴线,“三厅一堂”的格局十分紧密。陈渭清说:“屋子大门平时不开,只有在祭祖、节庆、族人考取功名、婚丧嫁娶、迎接贵宾到来时才会开启。最近一次开大门,是迎接新修的《松岩胡氏族谱》进门。”

这幢大屋由松岩胡氏第十四代胡景敦出资所建。胡景敦,字元崇,号松轩,邑人尊称松轩公。据说,这松轩公虽是读书人出身,却性格刚烈,有一股侠肝义胆。成为富甲一方的豪商后,他常常为乡里做公益事业。随着子孙增多,胡家需要建一座大房子才能满足居住需求。受他恩泽的乡人听说胡景敦造房子,纷纷前来帮忙,出工出料,不消一年工夫,一幢前所未有的大屋就矗立在了胡景敦的眼前。

好溪如练出奇桥
好溪东岸,缙云县城东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叫“板堰”的村子。村西溪面有一座明代古桥,因用丁字形石块垒砌而得名“丁步桥”。桥长115米,有75孔,是好溪特有的建筑。它们利用了拱形力学原理,为燕尾榫卯构造,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摄影/陈志远

在好溪流域行走,最让人惊叹的是:一个个朴实无华的古村落中,常常隐藏着面积、体积庞大的大宅。资料显示,百廿间、道门游击府、九进厅、卢氏尚书府面积均在2000—4000平方米;除此之外,缙云还发现了数十座单体建筑面积达到1000—2000平方米的古建筑。

那么这里为何会产生如此众多的“广厦”呢?古代处州府各县中,缙云最靠近浙江的行政中心,交通条件也最为便捷。与龙泉、云和、松阳的封闭相比,好溪流域的缙云缺少牢固的屏障。唐宋以来,缙云是商业财富聚集之地,战祸、匪患常常来袭。当地县志说,最致命的一次祸乱来自清初永康人暴动,“烧胡陈地方,庐舍殆尽……童妇颠连,哭声震野……众贼分兵六路破胡陈,延烧三十里”。在这种情况下,缙云的富商或书香门第,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建起一座座深宅大院,以保障自身的性命、财产安全。

深山犹遗中原风
浙西南各县中,缙云最靠近浙江中部,历史上较早接纳中原移民。在舒洪镇姓王村,村民大多保持着吃面食的习惯,颇有中原遗风。每年腊月二十五,村民开始做过年馒头,当地人俗称“馒头节”。此时,邻里乡亲相互帮忙,老宅、祠堂、小院,到处洋溢着节日氛围。摄影/王华平

洞宫山北坡

东规模最大的梯田景观

撰文/老米

龙泉溪流经的云和县多丘陵、少平地,海拔超过千米的山有100余座。因此,当地先民从唐代开始,就费尽辛苦地在山中开辟梯田。其中,规模最大的梯田群位于云和县崇头镇,从海拔200米的丘陵一直攀升至1400米的高坡,垂直高度超过1200米,层数最多的一块梯田有1000多层,山间柔美的线条像行云流水一般。

鲜为人知的是,梯田开采背后有一段隐秘的历史——这些景观形成与古代银矿开采息息相关。1988年10月,云和县发掘出土了明代天顺二年(1458年)的一块“百无禁忌碑”。石碑背后的历史是:明代朝廷曾在这里设置专门管理银矿开采的机构——银官局。明初,浙江是全国最重要的产银区,在云南的银矿未开采之前,云和县的银产量高居全国首位。

几乎在开矿的同时,云和梯田开垦逐渐达到了鼎盛。随着冶炼业的兴起,大量人口涌入矿区。因人口剧增,炼银工人对粮食需求巨大,朝廷于是组织矿工在矿区大量开垦梯田。这样一来,这里的梯田面积呈几何倍数狂涨。据清同治三年(1864年)《云和县志》记录:“云以前,土广人稀,天多荒芜……自坑冶盛,人亦日众。由是垦辟众而田土辟也……”据保守估计,当年从事银矿开采的工人达到数万人。这些矿工及其家属的吃饭问题,是梯田增多的重要原因。

此外,古代炼银技术相当繁缛,烧结过程中需要用米糊搅拌。由于炼银工艺的需求,云和矿区必须种植大量粮食作物,作为冶炼的原材料。于是,矿工在政府官员的监督下,开矿冶炼,为国家提供了白银和税收;农民和部分矿工开垦梯田,从事水稻种植,一部分满足了矿工、驻守军队的粮食问题,一部分提供用于炼银。

银矿不仅孕育了梯田,也催生了“云和”。明正统十年(1445年),浙江庆元人叶宗留率领千余矿工暴动,五年后被官军镇压。为巩固统治,朝廷于景泰三年(1452年)将处州府(今丽水市)浮云乡、元和乡合并,设立云和县。

经过1000多年的垦殖,云和梯田以崇头镇为中心,跨越高山、丘陵、谷地,如波浪一样涌向各个角落,面积达到了7.65万亩,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景色最美的梯田群。

由于纬度过低,广西龙胜梯田、云南元阳梯田一年四季都是看不到雪景的;由于气候因素,长江以北的山区梯田以旱地居多,所以无法欣赏“天光云影共徘徊”的水田。因此,浙西南的梯田群既有西南地区罕见的雪景,又有北方梯田缺少的水景。

炊烟袅袅处
渔樵耕读村
缙云河阳村朱氏五代时期迁自中原,为耕读书香门第,村中的两条长街分别取名“问渔”、“答樵”。河阳村民居多粉墙黛瓦,是典型徽派建筑(摄影/李咸德)。

同为古民居,松阳县的杨家堂又有另一番风情:路面以石子垒砌,房屋为泥墙木材结构,“黄泥灰瓦”建筑外形为徽派,建筑主体则采用了闽地夯土建筑(摄影/王忠岳)。

阶梯式村落

层层老屋在梯田上翻飞

从瓯江发源地洞宫山脉的锅帽尖到好溪汇入地古城村,海拔高度从1700米下降至100米左右。也就是说,200公里的流程里,瓯江河段的落差足有1600米。除了干流,大大小小的支流也多发源于周围高山,并最终汇入海拔较低的干流。到了丽水市莲都区,湍急的江水才逐渐放慢了脚步。在地形起伏、缺少平地的瓯江上游,村落十有八九依山而建。

2012年秋天,我作为向导,带北京大学的教授阙维民来到了松阳县的杨家堂村,一个藏在大山褶皱中的古村。村外,一条狭窄的小路来回盘旋,转过20多道弯后,可以望见一片庞大的古树林,村庄被遮蔽得严严实实。当我们在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村庄时,阙教授的目光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赞叹道:“这真像一座用黄泥、黑瓦堆砌的小布达拉宫!”杨家堂村背靠一座青山,下方是狭小的山坳;为节约用地,这里所有房屋独辟蹊径,建筑一层一层递进,悬挂在山坡上,但它们并没有一丝凌乱,而是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地排布。受地形制约,20多幢土木结构的明清民居沿着山坡不断向上延伸,每层落差2—3米,总落差约200米。这种建筑格局,跟布达拉宫的模样真有几分相似。

接下来,我们进村近观。村中有高堂华屋、深宅大院,也有小楼庭园、村居农舍,既有华丽的雕梁画栋,也有简单的土石小屋。按照古代建筑等级:庑殿顶等级最高,用于佛殿、皇宫和孔庙等,象征无上的尊贵;歇山顶次之,用于宫殿、园林、坛庙;六品以下官吏、平民住宅只能用悬山顶、硬山顶。村子大部分建筑采用悬山顶、硬山顶。除此之外,这里居然还藏着几幢庑殿顶和歇山顶建筑。一个人口只有300多人的村子,却聚集了四种屋顶样式,这让我有些困惑,最终也没有找到准确答案。从杨家堂村下山时,溪水“哗哗啦啦”地如影相随。此时正赶上午饭时间,村子上空炊烟袅袅,鸡鸣狗吠,正应了那首古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穿越了千年时空,陶渊明诗中的画面仍旧可以在这个小山村里看到。

据不完全统计,像杨家堂这样布局的古村落在丽水地区至少还有100多个,我将它们统称为“阶梯式村落”。在瓯江上游,耕地面积最大的松古平原也只有175平方公里,占松阳县土地面积的1/10多一点。为节约土地资源,当地人唯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山地资源。阙维民教授说:“实地考察后发现,浙西南地区的先民们尽最大可能将房舍建在坡地上,将每一寸平地都开垦成农田。为预防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村落设计者应该进行过科学选址。这些房子虽悬在山坡,却异常稳固,连很多当代建筑师都无法做到。”

马头墙又称风火墙、防火墙,是两面山墙屋面上高出的墙垣部分,因形似马头而得名。浙江的乡村建筑多有马头墙,但各地样式多有不同:浙西、浙南马头墙跌落层数较少,简洁实用;浙北、浙东马头墙敞得更宽,层数较多,注重装饰;浙中马头墙介于二者之间。处州由于福建移民众多,马头墙多用黄土垒砌,颇有闽地夯土建筑的豪放、大气。底图来源/丁俊清等著《浙江民居》

处州古民居

徽派与闽派的风格碰撞

历史上的浙西南曾接纳过来自中原、福建、江西、温州等各地移民。定居后的各地移民将故乡的建筑技艺充分施展,给处州大地留下了诸多建筑奇葩。因此,这里的乡土建筑既有徽派的“粉墙黛瓦”,又有福建客家建筑的元素。

过去,丽水地区的古民居很少被外界熟知。直到近两年,随着古村落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老房子才渐渐露出庐山真面目。松阳石仓,是9个村落的总称,保存着40多幢清代古建筑。有意思的是,这里古民居群的排布方式与闽西、闽南一带非常相似,常常是屋舍相贯、院庭联幢,同一家族的房屋围成一个大圈。

客家民居有3种典型的建筑——土楼、九厅十八井、围龙屋。其中,“九厅十八井”民居多分布在福建、广东、江西的客家地区,是客家人结合北方四合院特点,为适应多雨气候而设计出的一种院落。松阳县石仓的“余庆堂”就是一座典型的“九厅十八井”建筑。自始至终,石仓人操着纯正的客家话,保留着闽西的生产、生活和风俗习惯。

瓯江上游的崇山峻岭间,一座座客家风格的建筑是福建移民的杰作。至今,他们仍旧操着福建“汀州腔”,并一直自称“汀州人”。千里之外的闽西,历史上的“汀州”已经消失百年。当地坊间常常吟诵一首诗:“作客处州三百年,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梦里依稀是汀州 。”

除了“闽派”建筑,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也对浙西南民居带来了深远影响。缙云县河阳村是典型的徽派建筑村落。宋元时,河阳村曾出现8个进士,那座“八士门”也已经成了这座千年古村的标志。与功名比翼齐飞的,是那些丝毫不亚于西递、宏村的徽派建筑群。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标志性元素。然而,江南最长的一组马头墙并不在徽州地区,而是在这小小的河阳村里。

古代,缙云人常常四处经商,而徽商是其主要生意伙伴。记录古代徽州历史的《歙县志》云:“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长期耳濡目染之后,缙云商人将徽派建筑的精华搬到了老家。

在处州乡间,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老房子,是一种用泥墙承重、灰瓦片覆顶的乡土建筑。关于建筑外形,“黄墙灰瓦”的组合与徽派的“粉墙黛瓦”相似,但绝非照搬。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马头墙、墙壁,几乎全由黄泥巴夯筑,后者则采用砖石垒砌;浙西南“黄泥瓦屋”的布局更随意、粗犷,是江湖中的隐者,徽州民居显然更为张扬、高调,是庙堂里的绅士。这土墙的建筑材料,又让我想起了福建土楼。每一个院落,几乎都有一道高高的黄色围墙,这种布局模式也有土楼的影子。

可以说,这黄泥瓦屋既有徽派建筑的形式,也有福建夯土建筑的质地,是两种建筑风格的珠联璧合。

这些乡土建筑表面朴实无华,却是浙西南原生态民居的活化石。这些老房子与大地的颜色一致,与人的皮肤接近,正好契合我们祖先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未来,这一爿爿黄泥墙,或许将改写中国乡土建筑的历史。

傍水式村落
宛若永恒的历史航船

2011年5月中旬,诗人钟郁芬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她的老家——莲都区大港头村(属大港头镇)从空中看就是一个“船形”古村落。过去的几年间,她曾和我一起在瓯江上游寻找古村落,见过界首、古市、象溪、靖居等几个建在水畔的船形村落。“这些村落的模样太像了,简直出自同一个设计师之手!”电话那头的钟老师激动地说。

接电话时,我正好在莲都区的堰头村,距大港头之间隔着一段水路。两地没有桥梁相通,走陆路需要转两次车,颇费周折。犹豫间,一艘捕鱼归来的小船靠岸了。船老大脸色黝黑,戴着斗笠,让人看不清他的神情,目光却如江水般明澈。斗笠挡住了艄公的半张脸,他不说话,只是不断用手比划,意思是让我上船。一路上,他一直沉默不语,不和我搭话。纵然风景怡人,我心中一直充满忐忑:难道在这里遇到了“黑船”?靠岸后,岸上的村民告诉我,艄公是个哑巴,心肠极好的。说话间,艄公已经再次起航了,并向我挥挥手,露出了憨厚的笑脸。

松阴溪越过古老的水利工程——通济堰后,在大港头村与干流汇合。到了这里,瓯江终于敞开了胸襟,腰身足足粗了一圈,水面陡然宽阔起来。随着海拔高度降低,河谷两岸的平地也渐渐多了起来。江岸边有一道高大的堤坝,牢牢地拱卫着大港头。话说这堤坝,也是古时候所修,主要由大块的鹅卵石砌成,围墙、墙基、拱桥、小码头也由卵石和不规则的石头筑成。

自古以来,大港头人充分地享受水带来的惠泽,甚至整座村庄的倒影都映在瓯江中。跟松阴溪的界首村类似,大港头紧扼水陆交通要冲,古代就是瓯江上游、中游之间的著名码头。钟郁芬的老家坐落在一条深巷中,里边有连片的书画店、中药店、小吃店……她带着我登上了高高的平台,可以俯瞰整个村落。果然,这个水乡村落中间大、两头尖,周围被参天古树包围,格局跟徽州地区的龙川、西递,松阳县的界首等村落几乎一模一样,也是“船形古村落”。遗憾的是,随着新村不断地向深处扩张,这艘“船”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形状。

大港头村是我们发现的第20座船形的古村落。我相信,下一艘满载历史信息的“航船”也会渐渐浮出水面,朝我们驶来……

廊桥分锦溪
龙泉市均益村位于龙泉溪上游,村前溪口有一座建于1873年的廊桥——福兴桥,为百姓遮风避雨,也是相邻村庄的交通要道。随着对面钢筋水泥桥通车,这座石墩木拱廊桥的交通地位衰落了。不过,溪水潺潺、绿竹掩映的山村风景依旧迷人。
摄影/吴卫平

瓯江上游
保存着最后的耕读印记

过去,人们将古徽州地区的西递、宏村,以及楠溪江两岸的古村落视为“耕读文化的典范”。跟上述江南古村落一样,瓯江上游地区的村落也深深打下了耕读文化的烙印。这里的古村,往往是一姓或数姓“男耕女织”家族聚居之地。不同的是,因为地形封闭,位于瓯江上游的浙西南乡村,人们的生活节奏更慢,生活方式更加质朴、粗犷。

厚厚的家谱是古老家族史的载体。在浙西南走访古村落时,大多数村庄都发现了古代家谱,无一例外地记载了“务耕读”的家规。所谓“耕读”,是农耕文明与儒道文化的结合。耕,是立命之本;读,为修身之策。古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毕竟是少数人。在江南乡村,人们提倡读书,但图的并不是飞黄腾达,而是为了在耕作之余提升文化涵养。

当浙东、浙北、皖南、苏南等地的古村落大片消失后,闭塞的浙西南依旧成群、成片地保留了耕读时代的古村落群。

松阴溪上游的界首村虽小,但自古以来学风浓盛。查阅当地刘氏族谱,明清两代有贡生、廪生82人。从日后的名望来看,最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热心兴办教育的刘德怀。自从立村以来,界首村对宗族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村庄里虽无鸿儒,却少有白丁。古时私塾已无处可寻,但这里还完整保留了一座清代学堂——震东女子两等学堂,创办者就是晚清的界首人刘德怀。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只招收男子入学,就连洋务派主将张之洞也据“恐染西方气习,有伤风化”为由,反对设立女子学堂。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二年,刘德怀创办了处州府第一所女子小学,也就是界首的女子学堂。

除了界首,松阴溪支流“六都源”滋养的吴弄村也是“耕读传家”的典型村落。与大多数平原村落不同,吴弄村严严实实地藏在竹林中。吴弄人与自然山水和谐相处,严格遵循着儒家学说的训导,琅琅的读书声一直飘到现在。在“石仓溪”冲积形成的一个小谷地中,一支迁自福建上杭的阙氏家族,形成了石仓古村落群。从清嘉庆年间开始,石仓人建宗祠、修族谱,鼓励儿孙读书仕进,上了耕读传家的道路。

像这样藏在浙西南山区的古村落可以列出一长串:松阴溪流域有杨家堂村、南州村、呈回村、酉田村、官岭村、吴弄村、长濂村;好溪流域有松岩村、阳弄村、唐市村、槽头村;龙泉溪流域有黄南村、何坑村、桑岭根村、下田村、石浦村;大溪流域有下南山村、夏庄村、中溪村、大港头村……

880多年前,沈晦在松阴溪畔留下了这样一首诗:“西归道路塞,南去交流疏。唯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沈晦点出了浙西南的地理环境:西边地形险要,南面交通闭塞。他还赞叹:这真是一处“世外桃源”,可以让人无忧无虑地在此生活。

瓯江上游的水系像一棵倒置的参天大树:干流龙泉溪、大溪为“树干”,松阴溪、好溪、宣平溪为三条最大的“树枝”,那些散落溪边的古村落群,就是枝头结出的累累硕果。但是,那些高耸的大山、连绵的丘陵遮挡了人们的视线,把古村落群掩藏起来,长期不为外界所知。

唐宋埠头古
瓯江帆影长
松阴溪、龙泉溪在一个叫大港头村的地方汇合,瓯江干流在这里始称“大溪”。跟松阳的界首村、云和的石浦村一样,依偎水畔的大港头村也是一座典型的“船形村落”。由于扼守两条溪水交汇处,早在唐宋时期,这里的乡民就傍水筑屋,猎渔而居,形成了商埠村落。夕阳洒在青石板路上,衬出了老街的安静祥和。摄影/陈拥军

浙西南秘境
会慢慢走向消亡吗?

浙东北、浙东南、浙西北、浙中已经快速步入工业文明,大量的古村落在机器轰鸣中倒下。昔日文人心目中的天堂杭州,早已不复田园风貌。在江浙交界地带的苏州、杭州、湖州、嘉兴等地,知识分子、儒商也只能通过营造人工园林来寻找精神寄托。当江南田园渐行渐远时,苏州作家叶兆言说道:“工业化城市化彻底颠覆了鱼米之乡,大片的水田没了……成片的桑园没了,农村的概念眼看着就要不复存在。”关于农、工两个时代,我们很难辨清孰优孰劣。但可以确定的是,今天城市人对田园的向往一天比一天强烈。

从2005年开始,我和丽水地区4位乡土文化爱好者聚在一起,对瓯江上游的古村落进行摸底调查。7年来,我们在这里闻到了乡村烟火的气息,也目睹了古村落的剧烈变迁。叶氏聚居的吴弄村始建于清初,家家户户植竹,房舍隐藏在竹影从中,荡漾在浓郁的文化气息中,文墨、壁画隐藏在各个角落。

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是古村落继续存在的土壤。而随着农耕社会的逝去,吴弄村的耕读家族不可挽回地败落了,大多数吴弄人迁出了世代居住的老屋,村庄开始变成高敞的躯壳,发生过的往事已无人知晓,让我们不停地慨叹它过往的风流。吴弄村的遭遇,是浙西南所有古村落命运的缩影。据我们了解,瓯江上游至少有200多座古村落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让我忧虑的是,瓯江上游——这块江南最后的秘境,未来是否会重蹈苏杭的覆辙?


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2013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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