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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识 | 雷颐:“白”与“黑”——伊朗的两种“革命”(二)

中国国家历史 2019-06-11 09: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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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游走古今(ID:lyyzgj)

人们认为,只有民主和法制才能有效反贪倡廉,但巴列维国王却不这样认为,因此他始终无法制止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


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贪污受贿之风,他不得不于1976年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想以此监督贪官污吏。这种“自我监督”的机制自然收效甚微。然而,他至死都认为“皇家调查委员会”是监督官员、反对腐败的最佳机制,在他流亡国外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如此写道:“这是检查国家事务的现代化服务机构。


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评价的办法比西方国家必须依靠‘忠诚的反对派’的办法更加可靠、更加公正。反对派的批评很少以客观情况为依据。可惜的是,同我们后来的许多条款一样,这一条也没有来得及取得成果。”而“他们要求‘真正的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蛊惑人心的宣传,结果将是对民主的歪曲与讽刺。这种民主常见于威信扫地的多党制。我所要的是增进我国实际利益的真正民主,但是,我的对手们对这个主张不感兴趣”。他仍然强调“只有在君主立宪制的庇护下,伊朗各级生活才能广泛实行民主化”。“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帝国民主,就需要有一个君主从上边进行统一”。他还将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伊朗此时仍要首先发展经济:“没有白色革命,民主在伊朗将只是一种幻想,建立在饥饿、无知和精神堕落基础上的民主只是一种讽刺,最终将成为民主最险恶的敌人。”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巴列维的盟友,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巴列维政权的专制统治又多有严厉批评,要求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西方新闻界对他的批评不必说更加强烈。面对种种批评,巴列维反驳说:“作为他们的同盟者,他们不顾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行不通,仍然希望我实现西方民主思想。”“新闻界,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界经常是带有伊朗应该是什么样的成见,而不曾管它实际上是什么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会是什么样。伊朗被突然从中世纪推到现代技术发达的世界,把这样一个国家与有着几百年民主传统和文明史的国家相比就像拿苹果和橘子相比一样,它们简直无法比较。”“战后美国历史从来是要求其他国家,不论其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如何,都来效仿美国。”他坚持认为“民主是一个历史进程,无论是从下层开始还是从上层开始,它都不能由法令强制实行。我自己的经验表明,从上层逐步学着实行,比下层的大动荡要有效得多”。


他说,“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实现或者是恢复伟大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伊朗不能不保持其世代流传的和带有普遍性的传统”。总之,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的批评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他格外强调在政治制度方面一定要保留伊朗“世代流传”的传统和特色。


在自己的政权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监督的“帝国民主”已被证明错误时,仍强调“自己的经验”正确有效,真乃莫大之讽刺。从上层逐步实行改革确实要比由下而上变革大动荡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层必须主动实行满足社会需要的变革。而问题经常在于统治者总是强调政治改革的条件不成熟,要“逐步”,结果却是总以此为理由拒绝或拖延改革,最后导致矛盾总爆发而错失“逐步”改革的机会。


不过,在伊斯兰革命中被伊斯兰法庭处决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韦达的弟弟、曾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的费雷敦·胡韦达事后对此则有清醒的认识,他反思说,没有进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败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对派得以发展的原因:“在国家发展的那个阶段,国王的基本错误并不在于加快经济发展,而在于对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质条件改善需要与民主齐头并进。这里,国王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放过了一些机会。”这样,清真寺就成为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中心,因为“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



“白色革命”曾经激发、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胡韦达写道:“伊朗看起来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以至于许多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纷纷参加了国王的现代化运动。我的一群朋友认为,真正的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国王的改革,并且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动力。”但巴列维国王长期坚持所谓“帝国民主”,使知识界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离心和对立倾向。但巴列维则坚认知识界疏离的原因在于“面对这么多新奇的事物,我们有些学生没有准备。他们思想还不够成熟,不知怎样对待显然是很舒适的新生活”。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所经历的困难”,“同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经常提出过分的要求。


经济的发展虽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总体提高,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造成了惊人的两极分化。“对于一小撮富于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结果“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而且人数还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间由一贫如洗暴富为百万、千万富翁的“奇迹”并不乏例。“在围墙后面,一边是纸醉金迷,一边是民穷财尽,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在豪华的别墅里,这个国家的名门望族,用夸大自己、无视他人、歪曲事实的哈哈镜,装饰着他们富丽的厅堂”。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一般百姓不满,而当后来国家财政危机,为降低通货膨胀而对新富阶层进行诸如加强税收、制止投机等某些限制、要求他们略微“牺牲”少许利益时,他们居然也加入到反对巴列维的行列中去了。


由于注重工业而忽视了农业,造成了农村的发展停滞,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找谋生之路。沙利文写道:“他们来自保守的农村并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他们来到西方化的现代城市,对违背他们的基本是非观念的事物看不惯。他们的收入虽然比他们有生以来所能期望的还要高得多,但各种开支也使他们非常不满。他们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待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没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牌轿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公共交通工具严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又实在太少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吸毒成瘾,许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为来发泄心中的怨恨。”这些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重要的是,巴列维与教会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教会在霍梅尼领导下一直坚决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与巴列维势不两立。


巴列维曾通过人威胁霍梅尼说:“别让我穿上我父亲的靴子。”霍梅尼则愤怒地回道:“对你来说,你父亲的靴子还大了好几号呢!”教会认为“白色革命”不仅侵犯了教产,而且还败坏了道德。德黑兰街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电影院、酒吧间、赌场、豪华酒店和日益泛滥的色情业是道德严格的伊斯兰教无论如何无法容忍的。使教会认为国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建立帝国看作比此后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流亡一事还要重要,实则用居鲁士反对穆罕默德。巴列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和仪式将自己作为居鲁士的合法继承人,并在1977年修改历法,不从回历算起,而从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时算起。此举引起举国愤怒,成为他垮台的一个因素。在一年后的满街抗议声中,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复伊斯兰历法。


霍梅尼虽长期流亡国外,但在国内影响极大,始终坚信真主、真理、正义、道德在自己一边,他以“简朴、自由和公正的生活”为号召,坚持进行反对国王的原教旨主义革命。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为要净化信仰、纯洁道德、在人世间建立完美理想社会的原教旨主义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社会愈是窳败不堪,原教旨主义的吸引力就愈大。对完美社会的追求,是深植于人类的天性之中的。



这样,巴列维就不得不面对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要求恢复传统的宗教人士这两方面的反对。曾经支持“白色革命”、现在进一步要求扩大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民众认为巴列维此时已过于保守、过于强调伊朗传统和特色拒绝政治改革而反对他;力量强大、一直反对“白色革命”的宗教界人士和另一部分民众却认为他的经济、社会政策完全违背了传统、违反了教义而反对他。当面临这两种力量从相反方向的共同反对时,“白色革命”就岌岌可危了。


“白色革命”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一直未获解决,问题越积越多,危机越来越深。胡韦达记述说:“伊朗1977年的情景,就像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1978年秋,对国王的反对终于公开爆发,迅速扩大。反对者来自社会各界:“工人、知识分子、市场商人、戴或不戴面纱的妇女,缠着黑色、绿色和白色头巾的教士、孩子、青少年,穿西服的富人和衣衫褴褛的穷人。”“对人民的疏远和苛求、工艺技术进步和政治僵化之间的明显矛盾,是不幸的主要根源。它们最终败坏了国王的所有工作,尽管这些工作的本意无疑是好的”。


1979年1月中旬,巴列维国王终被推翻,逃往国外,“伊斯兰共和国”宣告成立。霍梅尼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决不能凌驾于宗教之上,任何违反伊斯兰教的法律实际上都是违法的。而因争取民主自由而坚决加入反对巴列维行列的“穿西服”的知识分子,此时方深有所悟,其中一些人后来亦不得不逃往国外。


当然,也有人事先看出了某些征兆,法国作家维利埃在1976年出版的对巴列维充满赞誉之辞的《巴列维传》一书的最后坦率写道:“伊朗孩子们要学会读和写的三个词,就是:Koda,Shah,Mihane(真主、国王、国家),说不定到了某一天,其中的第二个词儿甚至就可能给消灭掉了。”


不过,他也只说对了一半:他是根据“通则”认为经济的发展将促进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生,而没有料到伊朗的“特例”,最终促发的却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革命!


“白色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巴列维始终反对民主宪政,始终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西方的“地域性”制度,而不是一种现代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普适的制度和价值,因此认为别人对他的种种批评只是他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别人明明是为他好,他却认为是害他。他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的宪政确会因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但对权力的制衡、限制这种精神却是相通的。然而他只想要现代经济制度,却不想要现代政治制度。


伊朗人民生活水平确因“白色革命”大大提高,巴列维便据此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能一直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他没有意识到,当温饱得到保障后,人们对贪污腐败、社会不公便格外不能容忍。事实说明,只有权力互相制衡、限制的民主宪政才是防止、反对腐败的有效措施和根本制度,而由皇家掌握大权自我监督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帝国民主”其实并无民主,已成笑谈。可惜,直到临死他都未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白色革命”的失败也凸现出了改革不彻底的困境。不彻底的改革必然弊病丛生,在经过了改革初期的繁荣阶段因而普遍支持改革后,人们对种种弊端的感受必将越来越强烈。因此,是以继续改革来克服种种弊病,还是以此质疑、否定改革而回到旧体制,这是身处改革/社会转型中的人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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